《图书评论》刊物特色及语言风格争议.docVIP

《图书评论》刊物特色及语言风格争议[摘要]《图书评论》作为国立编译馆主办的书评期刊，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但是不能以此否认刊物在近代书评期刊史上的地位和价值。20世纪30年代初，《图书评论》以书评的形式关注新兴学科的发展，回应思想文化界中重大问题的争论，是当时办得较有特色的学术期刊。但终因其语言风格在当时出版界、学术界引起诸多非议，成为迄今为止评说纷纭的众多近代期刊之一。 [关键词]　国立编译馆　社会史论战　《东北史纲》　语言风格 《图书评论》作为国立编译馆主办的书评期刊，创刊于1932年，至1934年停刊，共发行2卷24期。由于国立编译馆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图书评论》在众多方面体现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办书评期刊的水平。本文试图对《图书评论》及其刊物特色作一分析，若能抛砖引玉，实乃本文之幸。 国立编译馆是民国时期“掌理教科图书及学术文化书籍之编译”的机关，隶属于当时的教育部。1932年6月，教育部根据相关决议裁撤教育部编审处，设立国立编译馆。成立之初，设编审、总务二处，编审处又分人文、自然两组，各设主任一人。国立编译馆配有专业的编译人员。1933年11月取消编审处，仍设人文、自然两组，总务处改称事务组。时聘童冠贤、陈可忠、刘英士、郑贞文、郑鹤声、周邦道等18人为专任编译，李秀峰、石声汉等24人为编译，如果专任编译有出任其他职务的改为特约编译。国立编译馆的经费来自固定的政府财政拨款。据报道，1932年，根据行政院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国立编译馆的月活动经费原定为17000元，但实际到账为7500元，到12月财政部每月拨款6000元，其每月活动经费达到13500元[1]。国立编译馆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编译，二是审查。根据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规定，其编译图书的种类是：关于阐明文化及高深学术的著述，世界公认的具有学术权威的专著，学术名辞及其他工具书，各级学校教科书及参考图书，关于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大型丛书[2]。国立编译馆的审查任务主要是秉承教育部之命，审查有关图书、仪器和标本。 图书评论社是国立编译馆的附属单位，包括主编、编译和干事等成员在内的人事安排都属于国立编译馆。甚者，出版经费及稿件稿酬均从国立编译馆所得的财政拨款中扣除。也正如此，《图书评论》与国立编译馆立馆宗旨是一致的，强调“本刊拟集全国学者之心力，从事批评介绍大中小学校所用教科书、参考书、地图、表解等，以期提高国内新出版物之标准，而达人人皆有好书可读之目的”[3]。然而什么才是标准的书或好书？在《图书评论》将罗家伦的《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作为第1卷第1期的第一篇专文时就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在罗家伦看来，所谓标准的书籍，是指饱含真理的，“它是伟大心灵的结晶，它是残酷不停留的时间所淘剩的遗产。学问固常有进步，但它在进步的流中，有屹然不能毁灭的价值，——这不只是它在某时代的历史价值，而且是它有永久启发后人的价值”。而要写出标准的书籍，则必须结合政府主导和学者努力才能实现，即“征集中外学者意见，按照学科门类，选定标准书籍，列表公布，予有志研究者以正当的路径”。同时“由国家或负责文化机关，以不谋利的动机，来编译标准书籍”[4]。 坚持政府的政治立场，是否会导致期刊的质量下降呢？有学者认为这是肯定的，“这样青面獠牙的书评期刊（尽管有许多善良学者被拉来点缀一二），要在求进步的广大读者中找到市场，要得到著述界出版界经久的支持，难矣哉！只好收场了事”[5]。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这恐怕有待商榷。《图书评论》停刊的最大原因在于“经费困难”[6]。《图书评论》从稿件到出版、发行都存在极高的成本支出。每期支出至少总需1600元：其中稿费约需500元，印刷费约600元，广告费约需200元，邮寄费约需100元，抄写校对费约需100元，杂费约需100元，而编辑与总理的生活费用尚未计算在内。此外，《图书评论》没有设立销售门市部，所有的月刊不是批发，就是预订，而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优惠的，导致每月至多收入1000元[7]。可见，《图书评论》社每月经济亏损至少高达600元，其中赠阅、欠账之类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当然，《图书评论》并不是没有想法设法地减少成本损失，譬如寻找代销单位进行零售，但总体上是没有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本身经费就不充裕的国立编译馆最终放弃《图书评论》已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编辑社以主栏目采取外部的投稿，而论文作者又是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完成书评，尽管有官方色彩介入，期刊的学术独立性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证的。《图书评论》标榜“致全力于各种图书之批评介绍，不涉其他”[8]。换言之，书评是其核心部分。事实上亦是如此。出版发行的整个期间，《图书评论》设立了书评、新书鸟瞰、杂志论文分类摘要、出版界、国内各大学现用科本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