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储蓄经济模式对转型期中国更有利.pdfVIP

经济研究信息 2013年第9期 统 一承担。日本 1945年的城市化率只有27．8％，25年后提高到72．1％，其城市化速率几乎 是中国的 1倍。为了解决 “打工者”住房问题，日本建起了 “公团住宅”和 “公背住宅”等 利用公共资金建设的公共住宅。1960年代初推行的 “地方分散”计划，使人财物从大城市反 流回地方，就近就业，就地城市化。一卜个世纪中后期的亚洲 “小龙”新加坡，从独立到 1980 年代初，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短短 20多年时问，政府住房发展局给 80％的国人提供了楼房单 元。在 1990年代，甚至高达近90％的人El件在住房发展局提供的房子里。进入2l世纪，随着 人口老龄化，新加坡住房发展局开扁养老住房计划，一居室单元房而积分35平米和45 米， 产权 30年，售价4．78万一7．17万新加坡元。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人口高度密度，通过政府 垄断和私有化的住房政策，不仅保障了居者有其房，而且为新加坡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打破利益格局，需要立法执法 。如果我们的城市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I=t标，而忽略农 业转移人 口群体的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不可能最大化。要打破现实利益格局，首 先，必须要在法律一卜理清并确认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既要看到成本，也要看到 收益。第二，以立法形式，使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分散化、市场化。一线城市和省会城 市之所以吸纳农业转移人 口多，城市病突出，不堪重负，关键在于行政权力的集中导致经 济和社会资源的垄断。中国最好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资源，几乎都集中 存一线和省会城市，而众多三线、四线和中小城市缺乏就业机会，难 以安生立业。第i， 最重要的，是执法，而且不是选择性执法。应该说，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相当发育，劳动 法、义务教育法、社会保障等，均有明文规定。但是，。一些城市和决策者选择性执法或规 避 ‘一些法律，使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如果垄断型国有企业的性质是全民所有的话，那么 其工资收益不应与国民平均收益差距太大；如果储备的国有土地是国有的话，其收益用于 市民化的保障房建设，可以弥补大量资金缺 口。 潘家华表示，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城市获取农业转移人 口的各种 直接和问接收益，忽略或拒绝认可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的收益，极大地阻碍和延缓了市民 化的进程，不断积累并放大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代价。农业转移人 口的市民化，他们 需要的，是基本的住房、教育、医疗、政治、劳动权益和均等的机会。于社会，于经济， 农业转移人 口的收益远大于成本。 (摘 自 经《济参考报》2013年 9月27f]) 乔新生：储蓄经；齐模式对转型期中国更有利 长期以来，储蓄率过高始终是很多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一些经济学者大 声疾呼，应当鼓励消费，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不是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这种观点存在许多可疑之处。消费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热衷于消 费，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信用经济；如果信用破产，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就会出现 问题。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不能把投资、m口和消费相提并论，因为在经济增长的诸要素 中，投资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如果没有投资，那么就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消费。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一位经济学者对中国长期形成的储蓄经济发展模式 持怀疑态度。按照这位经济学者的说法，中国消费过低储蓄过高是个伪命题。他的理由是 10 经济研究信息 2013年第9期 中国的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居民的居住消费，官方的统计数据也不能涵盖公司的账户付费 私人消费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公款消费)，再加上在抽样调查的过程中，对一些实物消 费可能没有计算在内。因此，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并不低。这种分析问 题的方式令人耳 目一新。 众所周知，住房消费始终是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支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统 计机关在统计居民消费开支的时候，并没有把住房消费计算在 内。这不是政府有意隐瞒， 而是因为住房消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购买住房可能是为了消费，也可能是为了投资。 此外，中国是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虽然从平均数字来看，居民购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