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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模式下，我国中小企业已经紧密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问题在于，我国中小企业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利润低且风险大。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风险。这就提出了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我国产业升级以及如何真正实现中小企业国家化问题。 一、引言 按照原有企业国际化理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遵循从有形商品、技术的交易，到资本层面的投资，再发展到战略层面的联盟；Johanson，Wiedersheim-Pau(1975)和Johanson，Vahlne(1977)等在对北欧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研究中建立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即乌普萨拉模型(Uppsala Model，简称u―M)。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且这一发展过程表现为企业对外国市场逐渐提高投入的连续形式。Johanson和Vahlne对瑞典四家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了深入的案例研究发现，可以用几个不同的阶段来描述这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一个企业通常通过直接出口开始其国际化进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其在海外的代理商出口，即所谓的间接出口；接下来是在国外市场建立自己的销售分支；最后阶段则是在国外设立生产或制造分支。 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国际化呈现新的态势，参与全球价值链成为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价值链是指一个企业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的集合。20世纪90年代，格里芬等一些学者将价值链理论直接应用于对全球经济或产业组织的研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价值链的重组、价值链条的协调、价值链的治理、价值链的驱动力、全球产业联系以及产业升级问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中对全球价值链定义为：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全过程的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台湾宏基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为“再造宏基”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以作为宏基的策略方向。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几个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就全球价值链三个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营销环节)的增值能力而言，这三个环节呈现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在价值增值链的“微笑曲线”上，研发与服务处于高附加值水平，一般加工制造处于低附加值水平，处于中间水平的是关键零部件加工和销售，因此，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中又可区分为上游的关键零部件生产与设计和下游的加工生产，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强，从而增值能力越强；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弱，增值能力有限，角色易被替代。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企业开始参与全球化进程，经过近30年的融入，“中国制造”几乎遍布全球每个角落，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我国企业在袜业、打火机、领带、缝纫机、低压电器、汽车万向节等诸多产品领域具有制造优势，乃至成为产品的世界制造冠军。但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我国企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企业利润空间狭小。因此，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视角，研究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目前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我国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业，就其涵盖产业范围而言，主要集聚在纺织、家电和电子产业；就区域分布而言，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闽南地区等。无论是在长三角，还是在珠三角，分布在这里的制造业集群已经初步成为了全球性消费商品的制造业基地，建立了数以万计的工厂，组成了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消费品制造体系。如东莞生产的电脑主板、扫描仪、显像管、微型马达等，已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15％-40％，深圳的钟表占全球市场的四成以上，浙江绍兴嵊州的领带产量占世界的40％、中国的90％。以集群特征显著的浙江为例，2007年以县(市、区)为基本单位，以工业总产值5亿元以上为统计范围，浙江拥有的产业集群总数已达462个。而产业集群经济实现工业总产值2.52万亿元，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3.4％，撑起了浙江工业的半壁江山。浙江的爵溪镇，面积32平方公里，却聚集了巨鹰、甬南等600多家针织企业，年产达4亿件针织服装，是全国最大的针织品出口基地之一。这个三面环山一面靠海，本以渔业为生的闭塞小镇，是中国“针织之乡”，也是浙江区域块状经济的突出之地。爵溪镇本地人口1万余人，外来人口近3万人，绝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