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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博弈 求上位法国失重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近日高调公开的宣布，将在中欧领导人会谈之后会见达赖，这立即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使得中欧领导人的会晤已经不具备应有的良好气氛，同时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鉴于这种情况，中方不得不宣布推迟中欧领导人的会晤。之后，法国随即宣布取消同时举办的第5届中欧经济峰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汪红驹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中国重视同法国及欧盟国家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积极为维护和促进中法关系及中欧关系的发展创造条件，但前提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不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联合商报》：德国东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格日清说，以往中国的政策总是低调、温和，甚至有些“捉摸不透”，这次对中欧峰会却“立场鲜明的拒绝”表明中国对西藏和达赖问题在中欧关系中的立场更加明确，更加强硬。伴随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原定的经济峰会关于企业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等内容也由此搁浅，您认为在经济层面，这会对中欧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 汪红驹：中国此举显示出中国在人权乃至主权问题上不容外界干涉的强硬立场，中国宣布拒绝出席峰会时给出的原因只有达赖问题，清晰地告诉欧洲人中欧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复杂。在经济陷入衰退的现实面前，萨科齐的决定可以代表一部分欧洲政治家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固有看法。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欧盟国家都面临着经济的衰退，虽然中国同样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法国方面认为中国的回旋余地要更大一些。 在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面前，中国重视同法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促进两国在包括经贸在内的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中法关系及中欧关系的发展创造条件。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得到尊重的情况下，中法关系就能得到迅速、稳定、健康的发展。 尽管中国已经是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一直长期存在。在汇率问题上、在进出口问题上表现的更加明显，但是中国基本面稳定，对法国和欧盟而言可能影响会比中国严重的多。 《中国联合商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藏独”势力在国际上失势疾呼，称西方不应该因为在金融危机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就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并将矛头对准了英国，当这些不和谐的音符、甚至是公然唱反调的音符出现了，您是如何理解这些西方社会发出同情“藏独”的声音？ 汪红驹：一方面，即使英国有这种态度的转变，金融危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转变的契机，而不是原因。今年以来，围绕西藏问题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西方人开始真正认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其实西藏独立的理念是从西方输入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制造或者强化西藏独立。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达赖，也是出于它们的战略需要，西方需要达赖这个宗教的的角色来为自己的某些行动正名。 另一方面，西方人对民族体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对多民族国家有着天然的成见，认为一个民族就有权利建立国家，所以在国际上出现某个民族要独立时，西方就会出现支持的声音。此外，西方存在着一些把西藏理想化的倾向，他们不会从西藏历史上农奴制这个角度去看待西藏，也不会从西藏的现代化这个视角去看待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将对自己现代化的不满投射到自己心中构建的某种“理想”中。西方人某些人对西藏的同情不是什么事实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问题。 《中国联合商报》：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中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的衰退，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峰会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然而在这种需求帮助的大背景之下，萨科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这一举动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在萨科齐一定要见达赖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动机？ 汪红驹：首先，近几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得非常快，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个别欧盟国家不能适应这个形势，因此他们利用人权问题，利用“西藏问题”来牵制中国，想借助“西藏问题”来影响中国的发展。再者，从历史渊源上来看，法国希望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来提升自身的地位，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他们有很多的意见，中国并没有完全采纳，在前不久的20国峰会上，其实法国提出的很多金融体制改革的观点中国没有支持，他们想通过“西藏问题”作为一个砝码，这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他们的一个外交手段。 其次，萨科齐的决策应该是他领导班子协商的结果，他们认为见达赖是一个最有效和中国进行打交道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在这个搏弈之间，实际取决于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能有效使他们意识到用这种办法和中国搏弈是不明智的选择。而中国的政策是要让法国民众意识到，中法双方现在是战略合作关系，在此关系上，就必须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主权不容别国来干涉。 《中国联合商报》：欧洲方面认为是由于中方推迟中欧领导人峰会，导致中欧关系日趋紧张，把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国，认为此次事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