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思想素质对脱贫致富影响及启示.docVIP

人口思想素质对脱贫致富影响及启示人口素质主要包括人口的文化、健康、技能和思想素质等方面。由于人的思想不可视、不可触摸、不可度量，人们关注的只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富的资本、劳动、技术等原因，贫困的人的思想原因及思想反贫困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实，国内外发展经济学家及研究者并不乏对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人的思想观念原因的考察。主要包括思想、精神、宗教伦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方面。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尚存在不足：一是发展经济学大师及研究者只是提出了“人的先进思想观念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是脱贫致富的桎梏”等之类的判断或命题；尚没有对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家庭贫富的相关性进行全路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也没有人明确提出贫困的人的思想观念总原因的结论和思想观念反贫困的政策建议。二是国内外人力资本理论只是把人口的文化、技能、健康等素质视为资本，揭示的只是文化、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与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以缺乏文化、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解释贫困的原因，而没有将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本文基于理论分析的视角，探讨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诠释了农民典型落后思想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路径，反之亦然，然后得出“人的落后思想素质乃贫困之总根源”的结论。提出“思想反贫困乃新时期反贫困模式之必然选择”的政策建议。 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和路径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韦伯指出，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激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实践。韦伯进一步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二)思想意识形态一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一社会交易费用节省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就是人们的行为规则，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约束个人行动，节约交易成本费用，促使交换得以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们行为的规则，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一，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源于经济机会。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