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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与调整 　　摘 要 西方法学家将藐视法庭罪视成保障国家法律无上地位的基石。英国刑法中的藐视法庭罪作为调和媒体与司法的紧张关系的硕果之一，最早可以追溯至12世纪，研究英国藐视法庭罪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沿革，能够为我国刑事立法在当前媒体与司法紧张关系背景下研究相似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藐视法庭罪 媒体 司法 作者简介：常鑫，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中图分类号：D9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1.048 媒体，在如今的西方社会中已然成为继行政权、司法权以及立法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遏制权力的滥用，但是如同硬币的另一面，如果媒体在对司法程序进行报道时不能恪守客观中立之立场，影响法庭正常的审判活动，法院就有可能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变成道德附庸。合理的调和司法和媒体的关系，对于维护正常的司法权威、保障新闻自由，皆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国家，英国较早确定了司法独立原则，现代媒体也发育的较为完备，因此，英国法律对于如何调和媒体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规则，其中的成果就包括了藐视法庭罪。研究英国藐视法庭罪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沿革，以及它与媒体二者关系的演化进程，能够为我国刑事立法研究相似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一、 价值权衡：英国藐视法庭罪演进的内在逻辑 1688年，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地位被推翻，进而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不过因为英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比于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而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并不彻底，这从革命的最终成果――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就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在与封建势力的反复较量中最终妥协，这使英国法律在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权威时愈发保守，事实上，在当今的西方国家中，英国是严格限制媒体报道的国家之一 英国虽然以高度的司法独立以及法官的尊崇地位为荣，法律亦对媒体报道施予了多重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忽视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与尊重。事实上，英国法律一直寻求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两者间的平衡。英国法律认为，只要是民主国家，其新闻应当具有自由的特点，公众舆论可以报道并评价案件的进展，新闻是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额外保障。不过，英国法律也特别地指出，绝不允许媒体的报道有损法庭权威、破坏司法独立，“只要开始程序，法律即需要坚守这个原则，即新闻媒体自由是建立公共利益与公正审判前提下的”。在《法律的正当程序》中，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表示：英国宪法中规定了新闻自由，对于公众关注的热门问题，报纸有权发出公正的声音，但这种权利必须受到蔑视法与诽谤法的合理限制。法庭绝对禁止任何传工具的审讯，例如“电视审讯”、“报纸审讯”等。可以这么认为，正是有了藐视法庭罪，才得以让媒体在发表意见过程中与公正公平以及主流价值观念相一致 二、艰难中前行：英国藐视法庭罪的历史沿革 英国藐视法庭罪以《藐视法庭罪法案》（1981年）的制定为分界线，其演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 （一）第一个时期：制定《藐视法庭罪法案》（1981年）之前 1742年，“圣”公开审理，主审法官为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此案确立了“媒体不可以妄加评价未决案件”的原则，即对于审理中的案件，在终止诉讼程序之前，禁止媒体对案件作出不合理报道。在此之后，大量案件都遵循这样的规定 1873年，“斯基普沃斯案”在布莱克法官的主持下公开审理，布莱克公布判决意见表示，就算某人秉持善良、正直、诚恳之态度报道案件，只要终结诉讼程序之前，该报道实质性地损害审判公正性，就可以认为其藐视法庭。1981年英国编制的《藐视法庭罪法案》中的严格责任，就与该判决意见密切相关 在1930年的“威廉汤姆斯船运公司”案和1966年的“酒园案”两个典型案件中，英国法律对藐视法庭罪的行为方式进行了丰富，如下行为被加入其中：若当事人意图使用操控舆论的方法对法官、陪审团施加压力，或使被告妥协不敢上诉和提供证据，或迫使被告认罪、证人发言等，诸行为皆构成藐视法庭罪 在藐视法庭罪的发展演化中，瑟利德米案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一个案件。瑟利德米是一种镇静药剂，由英国某制药厂生产制造，部分孕妇使用该药剂后生下了畸形婴儿，《泰晤士报》了解该情况后，就起草了一篇谴责制药厂的新闻稿件，出于报道可能影响诉讼程序的考虑，法院不允许其发表此稿件。正因为该事件，《泰晤士报》向法院提起诉讼，当时审理该案件的丹宁勋爵院长表示，即便早些年的“圣”审理后规定了媒体不可以评价未决案件，不过在确保案件获得公正公平审判的情况下，也应当保障公众对重大的公共事务、事件具有评价评论的自由与权利，如果媒体的报道的是事实、态度公允，法律理应允许。不过上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