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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突围及道德掣肘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出了名的“节约标兵”。吴晗的《朱元璋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可窥全貌：“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朱元璋如此之举并非作秀，反倒是从小过了不少苦日子的本性使然，其结果是，不仅满朝文武，连皇亲贵胄也不敢奢靡浪费。一个崇尚节约的皇帝，骨子里自然对物欲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憎恶，这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另一个思想倾向，即“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张宏杰语）。循着洪武皇帝的视角看去，整个明朝的发展越来越远离他的初衷。随着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明朝后期奢侈消费蔚成风气。由于购买群体庞大且不识货色者越来越多，一度导致奢侈品赝品横行 《纵乐的困惑》是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此书曾获得2000年的列文森奖。本书中，卜正民专注于“下层路线”，凭借流传下来的地方文字信息，以冬、春、夏、秋四季为四个章节，试图揭开明朝276年在物质消费伦理问题上如何逐渐走向“人心不古”的谜团。本书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卜正民对于汉学的熟稔驾驭能力，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亦高度评价此书：卜正民把明王朝那个捉摸不定的迷人世界，放入一个概念清晰的时间框架里，即使你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也能畅读其中 朱元璋与商业的勃兴 对于吃过不少苦的朱元璋而言，当然希望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同时希望“他的国家保持静止不变”。所以，他努力打造一个这样的乌托邦社会：首先建立了带有明显连坐色彩的里甲制度，进而要求“百姓定居在原籍，只有在政府批准下才能迁徙。这位皇帝想象20里（合12公里）是所有人活动的最远距离”，并对社会阶层进行明确划分，当然也是死板地按照历史传统进行分层，即“工匠之子必为匠，士兵之子必须当兵，对改换职业的处罚像跨越自然界限的处罚一样苛厉”。简单点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推行身份世袭之制。为确保这些想法的贯彻落实，他还对轿子、衣着等表象严格规定。在朱元璋所有举措中，最“猛”的大抵要数试图使白银退出流通领域 朱元璋的激进之举得以付诸现实，与朝代刚经战争，百废待兴，百姓忙于满足温饱无暇多顾不无关系。再者，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朱元璋的俭朴作风为他确立了道德标杆形象。在一个道德化的封建社会里，当道德与权力实现紧密联姻，无异于铸就一把无?圆淮莸睦?剑，所向披靡自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洪武“祖制”也成为后来基层官员频频作为反击商业发展的道德武器，像本书中占有重要论述地位的歙县知县张涛，他眼里的商业便是只有“富人对穷人、贸易者对耕种者、利润对美德的令人痛心的掠夺” 当社会剩余开始出现，便如同播撒了商业的种子。在利益的强力驱动下，原始的货物交换逐步发展成为专业贩卖的市场经济雏形。一些官员事实上感受到了商业力量给政府资源分配带来的诸多便利，如“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1426-1501）建议将开中贸易货币化，准许盐商直接以白银向政府购买盐引”。卜正民甚至认为，在明朝“使徽商攀登到明代商人财富顶端的，并不是茶叶的贸易，而是供应谷物到边境以换取盐引的开中贸易”。这实际表明，商业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效果是双赢的 不过，明朝商业的勃兴，始终无法挣脱道德枷锁的束缚。在整个明朝近三百年历史上，仇商思维贯穿始终。像张涛等许多地方官员就认为，明朝正从洪武皇帝确立的道德社会，逐步“滑向一个完全商业化的”、“还是道德堕落的社会”，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民风日下，贪婪自利现象泛滥。朝廷对于道德的拯救也是不遗余力，即便是到了摇摇欲坠的明末，“末代皇帝崇祯（依然）特别想扭转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他下令北京的巡城逮捕那些身着奇装异服的民家女人，但这种局面并不是几个巡城所能扭转得了的。” 坊间对于士、农、工、商的历史定位认识亦根深蒂固。“一般认为，人们转而从商是由于他们无法待在家里，无法像通常的那样靠耕种土地为生。面对饥饿，他们走上了商贩的道路，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从事更赚钱的买卖。”换言之，经商是走投无路的被逼无奈。这一点似曾相识，别说是在数百年前的明朝，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类似认知亦不鲜见。或正是渴望对道德天花板的打破，一些商人在拥有更多物质资源后，极尽努力爬上道德高地，主要路径有二，即要么供族人步入仕途，要么通过支持出版物方式附庸风雅 契约精神缺乏vs道德乌托邦 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全汉?N与卜正民的看法大同小异，他认为中国仇商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在《中国社会经济通史》一书中，全汉?N就此指出，孔子对物质生活很淡泊。孟子亦不在乎“利”，而主张清心寡欲。墨子提倡“节用”“节葬”和“非乐”，对“利”也持消极态度，主张“桐棺三寸，服丧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