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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与长销书 　　由于当下电子传播手段的发达和普及，以及读图风气的盛行，已经使纸质书籍的阅读广受冲击，使许多人不禁有读者日少之叹。到书店去看，那里也尽量把一些颇能吸引读者注目的书，置于最显眼的地方，以招徕读者认购。这其中不乏有“畅销书”。如明星们出的说不上是由谁捉刀的书，由正在上演的电视剧过下的“小说”，一些揭露官场黑幕和个人隐私的书，还有由炒家设计与大众传媒推介的时兴之书。如此等等的以通俗形式表现的书，叙事体的，里边不乏性与暴力的表现；讲说体的，其作者都有善于演讲的口才，不乏新辞隽语以比附时事，加上其人的形容早已在荧屏上先声夺人，成为众庶可以指名道姓的“学术明星”。这些人的书，不论里边怎么样，甚至是有误读，人们也不加计较，颇能引人好奇购买，在出版社那里一印就是几万册。这种书一时很热销，但过一段时间就变得冷落甚至是再无人问津，多被人视为“畅销书”。而这些书的作者们，一般是不愿把自已的书划归于此类，自然也不愿领受“畅销书”的作者之名；因为“畅销”必有变为“滞销”之日。 　　作为社会的大众读者，如工人、农民、战士、大专学生和基层公务员等，都各有本职任务，而在时间和经济条件上又有限制，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也要看一些书，那他们应该如何选取书目？我认为应该首选中外古今文化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及与自已生活、工作直接相关的书来读，不要为“畅销书”所左右。 　　从社会的读书实际情况看，作为大众读者层，一般较少有丰富的读书经验，也不见得有多少藏书，又不承担对新书出版和读书舆情的调研任务，这样的业余读书，只在于丰富和提高自已文化生活的质量，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因此建构自已的读书“定力”十分重要。读书的目标与计划也能由此而生。如果不是这样掌握自已，而是随波逐流地以读“畅销书”为趣味，那则等于放弃主动的选择，而去投身于无意义的生命耗损之中。 　　我不认同大众读者追逐读“畅销书”的潮流，这只不过是基于古今已经积为经验的一种劝导；自然劝导不等于干涉，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自已的选择，在自身的文化视野里好自为之。我认为人们的读书生活也是主体的一种对象化行为。通常情况下，主体具有什么样的心胸视野，就相应地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这是读者在读书活动中对象化地肯定和确证自已思想与文化层次的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泛向地指出：“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所以由此可以认定，对人们的读书，如果从总体上考察，而不是从某人某时读了哪几本书来看，就可以用主体对象化的理论来认定其人的思想文化层次如何。 　　书的世界是一个浩瀚无边的海洋，一个人不论是怎样“焚膏油以继晷，恒?@?@以穷年”地去读，也只能读得沧海一粟，所以应须以目的与指标来规范自己的读书目录。固然读的书越多越好，但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生就是一种限定。其间必然遇有很多是人生需要，而实际上又不可能做到的事。因此只好接受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指?绲木窒拮约旱南质抵饕宸绞剑骸耙桓鋈擞靡跃窒拮约旱姆段в?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无限。”这话里包涵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规范人们的读书也有普适性。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教育部曾规定有初中和高中学生的文学必读书目，其中所列两级中学生必读的几十种中外名著，大部分是经典作品。在美国早就有国家规定的中学生必读的经典书目，其中还有出乎我们想象的《共产党宣言》。一个国家为什么要规定中学生的必读书目，具体想法虽有不同，但着眼于未来的国民素质的建设，从青少年阶段就打好底子，把读书的路子从小就走正，不让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占去学子们的宝贵时间，这不能不是共同的想法。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学生受到应试教育的干扰，不论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真正把规定必读书目全读了，甚至还读得超越目录外的人并不多。至于以前中学毕业而走入社会的人，尤其上世纪“文革”前后念中学的人，离教育部指定的那些书，其距离可能更远。这也正是今天本来就不太怎么样的“畅销书”，竟能有众多读者的一个现实与历史的原因。回顾以往几年的读书界的景况，我们看到一股又一股的潮起潮落，一些人们不是热衷于孔夫子的《论语》，而是热衷于“体会论语”的书，其热度大大超过了经典性的《论语》；一些人们不热衷于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是热衷于“讲说三国”的书，其喜欢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一些人们不热衷于曹雪芹的《红楼梦》，而是热衷于解读“红楼”的书，其追逐力甚至盖过《红楼梦》本身。一时间，甲方唱罢乙登场，从而使后者都成了火爆一时的“畅销书”。我曾经想过：如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从历史或文学各创一代辉煌的陈寿和罗贯中，以奇笔打破中国小说写法的旷世天才曹雪芹，他们几位能穿越时间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