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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 　　【摘要】战争带给人们巨大的灾难，破坏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中华民族却谱写了一曲抵抗外国列强侵略的凯歌。老舍的《四世同堂》，从不同的角度感受中国人的抗争，折射了普通市民的爱国之心的觉醒，反映了救亡图存之际的人生抉择。 　　【关键词】老舍；四世同堂；觉醒 　　 　　老舍一生经历了两次重大战争的洗礼，一次是八国联军侵华，那时他才一岁多，没有什么记忆，但父亲在战争中的惨死和妈妈常讲述那场战争的往事，战争的残酷已在老舍记忆中埋下了深根；二是他亲身经历的抗日战争，无法抹灭的记忆又呈现在眼前，这使他对战争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情愫。抗战前，老舍的出国经历，也带给他文化的冲击，“中国――英国――新加坡，正好使他‘饱览’了殖民统治的三个组成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殖民宗主国（英国）――殖民附属国（新加坡），种族歧视与殖民统治塞满了他的视野，逼着他去思考民族-国家的生存问题”①。《四世同堂》的诞生，传达了老舍的文化选择和理想，“我们必须放弃了那小小的人道主义。我们必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地我们遇见了野兽。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勇敢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四世同堂?偷生》)。 　　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群像，折射出战争时期的人生百态。有研究者称“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城市和农村经济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迅速破产，人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因，‘求和平’的人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灭亡或者堕落”② 。《四世同堂》描写的中心，是四世同堂的祁家，家中的四代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面对战争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祁老太爷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他是个安分守已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战争时期，只关心他的寿诞，国家大事，认为是宰相大臣们所关心的，和他这个小民无关。北平的沧陷，初始以他以往的经验看，不过是三个月的事，之后就会天下太平了，只要存好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行。面对战争，他采取“破缸御敌”的策略。后来面对日军的暴行，他终于有了一丝的反抗。祁天佑是新旧过渡时期文化的代表，战争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一个正直的生意人，总以“和气生财”为宗旨，因不忍于日本人“我是奸商”的侮辱而跳河自杀。祁瑞宣、祁瑞丰和祁瑞全处于新文化的氛围，但他们有各自的性格特点。瑞宣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化身，受长孙身份和现代知识文明的双重影响，身上时刻体现着理智与情感的碰撞。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在日本兵占领北平后，思想上知道该赴国难，行动上让三弟尽忠，他尽孝，为此他只能在家中惶惑、偷生而已。后终于在国家危难之际，在家庭伦理观念的束缚中寻找到一丝出口，配合老三搞地下工作，表现出敢于承担大事的一面。瑞全是那个时期激进青年的代表，他身上少了知识分子的儒雅，多了一份野蛮霸气，正是这些使得他敢于冲破家庭的羁绊，勇敢的走向抗日前线，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瑞丰是思想被奴化的知识分子，民族的危亡，对他来说只是简单地改换主子，他好吃懒做，甚至巴结日寇。小顺儿是家中的第四代，充满生机与活力，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同一个家族，不同代的人，思想有各自的差异，在战争面前，也显示出不同的人生态度。 　　书中描写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钱默吟和牛教授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钱默吟是闲散文人，养花弄草，品茶下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传统文人的济世情怀和爱国热情战胜了只顾个人安危的思想，在抗日战争面前变成英勇的战士。虽己年逾花甲，却仍奔波于抗日的活动中，有着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毅力。钱默吟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在国家生死存亡面前，没有个人，只有我们，没有小家，只有大家。牛教授在学识上和祁瑞宣、钱默吟一样，是个地道的学者，或称学究更为恰当。整日埋首书堆，苦做学问，不问俗务和政治。牛教授这样不问世事的人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战争的大浪之中。他与日本人合作，出任教育局长，企图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保全性命和珍贵的图书仪器。尽管面对许多爱国人士和抗日青年的责难，但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好的选择。钱默吟和牛教授，同处一样的社会坏境，相似的文化背景，却有各自不同的选择，彰显了迥异的人生百态。 　　《四世同堂》中除了描写知识分子形象外，还塑造了人民群众的群像。北平城外的常二爷，为人忠厚老实，待人诚恳善良，但面对日本侵略军的侮辱，毅然为了国家民族的面子而死。剃头匠孙七爱憎分明，誓死不挂白旗，被日军活埋，仍不失自身的气节。车夫小崔一生正气，敢于痛斥日本人的走狗奴才。相声演员方六，被抓入狱，放出后仍敢于讽刺日本侵略者。这些底层的小市民在国泰民安时，只会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国家大事对他们而言太遥远了，但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表现出作为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