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开皇乐议”.docVIP

浅议“开皇乐议” 　　摘要:“开皇乐议”是隋唐时期的一次有关如何对待外来音乐文化的辩论,对当今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联系的观点,对这一事件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以期对其进行宏观、有机地把握。 　　关键词:开皇乐议;内容;实质;影响 　　 　　一、“开皇乐议”产生的背景 　　“开皇乐议”于隋代开皇年间召开,它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战乱、民族迁徙直接导致了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频繁接触与交往,这为音乐文化的大融合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周边国家的歌舞伎乐,如龟兹乐、西凉乐、高昌乐、康国乐、疏勒乐等纷纷融入中原音乐文化;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也在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原,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筚篥、方响等,并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西域的音乐理论、乐人也在文化交融中进入中原。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文化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为其后隋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时期,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以及统治者开明的政策为音乐文化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西域乐舞成为隋代燕乐的主体。隋初燕乐发展迅速,“开皇(隋文帝年号,581-600年)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①至隋炀帝,在七部乐基础上增加了“康国”“疏勒”,扩充为“九部乐”。隋“七部乐”“九部乐”的建立,为隋唐音乐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较之隋初燕乐的迅速确立,雅乐的确立显得尤为犹豫。隋初,一直沿用北周雅乐,北周雅乐吸收了汉族和其它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成分,统治者对于雅乐的音乐成分与乐调已不是很重视,而更加注意的是它的政治功能。雅乐昔日的辉煌至隋唐时早已消失殆尽。然而,雅乐作为中国音乐的一种历史文化类型,却始终依伴于宫廷。在统治者眼中,雅乐沟通“天、地、人”的文化属性依然存在,仍旧发挥着“动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谐邦国”的社会功能。因此,隋文帝杨坚在建朝之初就开始召集群臣商讨如何确立雅乐,由此便召开了“开皇乐议”。 　　二、“开皇乐议”的基本内容 　　隋初,太常寺的雅乐混杂了许多西域歌舞的成分,为了在礼乐制度上恢复“华夏正统”,隋文帝下诏要求精通音乐的人士集合于尚书省,专门讨论制定雅乐之事,于是展开了一场有关音乐文化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乐议”。 　　(一) 争议的原因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耶?’”② 　　从上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开皇乐议争论的原因: 　　第一,北周雅乐杂用胡乐,不符合雅乐的传统 　　雅乐是产生于西周的一种用以维护国家政权的礼乐制度,从民族和国家外部来看,它是文明之邦的象征;从皇族宫廷生活方面来看,它是一种礼仪规范;从社会统治方面来看,它宣扬统治集团功绩,是一种强化皇权统治制度的手段;“从宗教意识方面来看,它又具有明显的神学观念”③,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教化功能。到南北朝时期的雅乐音调实质上包括:中原民间音乐、少数民族歌舞与历代流行的雅乐,可谓胡戎混杂,与之前的典雅纯正存在较大差别。 　　第二,至开皇七年,乐府雅乐仍歌北周功德,这与雅乐本应具有的政治意义不相符 　　隋文帝从北周政治中篡权夺位,宫廷雅乐仍停留在北周时期,跟不上时代的更替与发展,这其中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历史原因,也与隋文帝本身的文化与思想有关。杨坚本是汉族后裔,但从祖先杨元寿任北魏武川镇司马起,开始了杨氏家族在北方鲜卑族政权下的任官,妻子是鲜卑贵族女子,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之间的融合。杨坚虽然是一位政治家,但是对汉族文化的认识有限,“素无学术”“不悦诗书”,所以杨坚面对颜之推的上书反问道:“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④ 　　第三,乐学和乐律学方面出现混乱 　　这是胡汉音乐并用所产生的结果,主要是音阶和宫调上的混乱。由于中外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使得隋初雅乐在基本乐理和音乐文化观念上不能统一。 　　(二)“开皇乐议”的参与者 　　开皇乐议涉及的人很多,他们为修正雅乐,长期争议,互相排斥。其中,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郑译、苏威、苏夔、何妥,他们均代表了不同的地位、阶层和政治势力。 　　郑译,出身于北朝世代官僚家庭,是典型的高干子弟。他颇有学识、兼知音律、善骑射,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在“开皇乐议”过程中,郑译提出了七声十二律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