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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两汉期间隶变之发展 　　汉字是书法艺术的造型基础,是书法艺术借以表现的物质材料。汉字的开始形成即具备了两种属性:工具性和艺术性。汉字既具备交流思想,记录语言的符号的功能,又具有“同自然之妙”,“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表意抒情的艺术性。而这两种性能在包括隶书以前的古籀大篆、甲骨卜文各体中是紧密结合,天衣无缝,含隐地孕育着的。经过秦汉时期的汉字“隶变”,这二种性能有侧重地分别各自偏向工具性或艺术性二个方向发展了。 　　关于隶书的起源,文献中记载颇多。 　　班固《汉书#8226;艺文志》记载:“是时(即秦始皇时期),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趣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许慎《说文#8226;序》中说:“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戎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卫恒《四体书势#8226;隶势》又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书,汉因行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狱吏,名书曰里隶书。”这些记载,内容大体一致。隶书之起源,皆认为在秦始皇时代,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至于“隶书的创造人”,羊欣等人说是程邈,是值得怀疑的。文字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政权力量对它都奈何不得,怎能叫人相信狱吏程邈能独创隶书,并推而行之!不过,“狱吏”却透露给我们一个消息:隶书首先是在社会下层、在民间创造、使用并发展起来的。 　　战国至西汉初期,隶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对篆书体势的改造。西汉初期,隶书体势基本框架出现了,提到首要位置上的便是笔画更新,武帝以后,隶书笔画与体势的改革,几乎在每一件作品中,皆有不同层次和内容的探索。因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书法作品,并且形成了不同的隶书类型。 　　两汉是隶书的天下。西汉中期以后,隶书笔画的革新开始了,其主要内容是围绕着由起伏的波挑笔画来改造圆转直行的笔画进行的。故而形成了隶书的主要类型――典型隶书。具备鲜明的波挑笔画是典型隶书的突出特征。东汉作品以刻石为主,除历代出土碑版中的大部分外,还有大量的画像榜题、黄肠石刻字、墓记等资料。如“山东肥城峦镇画像题字”等等。 　　简括隶书发展线:隶书由无波挑到有波挑,进而发展到波挑运用的鼎盛,从中分化出众多艺术派别。王靖宪说:“隶书笔划的趋向工整、波挑的产生,点划的俯仰,以及带装饰性的挑法,都是这种加工、发展的结果”。郭绍虞对“无波势之隶又是怎样演变为有波势之隶”这一问题作了极详细的论述。两位先生的看法符合文字发展规律,但必须指出,这条发展线并非如此单纯划一。事实上,不仅在隶书发展期存在着与初具波挑的仪礼简作风不一的王杖诏书令简,例如两者的“上”、“下”、“不”、“人”等字,在隶书的鼎盛期也同样存在着与波挑分明的典型隶书大相径庭的无波挑隶书。两汉时期,此种风格的作品除大量汉简外,保存下来有代表性的石刻资料有:“五凤二年石刻”,“莱子侯刻石”等。 　　大量的资料积累与分析的结果证明:隶书中还存在着与有波挑的典型隶书并行发展的无挑隶书。它的特点是笔画朴实,写法简捷、通俗,是一种以实用为主的隶书,因为它不仅仅存在民间,而在上层文人的手扎、笔记中,也经常使用这种隶书。 　　两汉书坛是复杂的,但杂而不乱。可以按照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类比方法归划出同一时空横断面上的若干书法实体,即类型。各类型都有自己的发展序列,序列间存在着相互渗透、影响和促进的密切关系。 　　研究隶变的过程对于研究秦汉之际的汉字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郦道元《水经#8226;谷水注》中所记载:早在秦始皇以前四百年,齐太公六世孙胡公的棺椁上已经发现有隶书出现了,其与现在从古墓葬中发掘出来的所见到的实物,如在湖北梦县城关西郊的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墨书一千余枚――时为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书体介于篆隶之间,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残本、战国《纵横术》等相似。敦煌、居延和各地汉墓出土的简书,数量庞大,书体纷繁,有篆、隶、八分、真、章草、行各体,它们或工整,或狂放,或严谨,或恣肆,或草率,反映了书体、笔法变革时期那种争奇斗艳的局面,是整个汉代隶书盛行的时代。到东汉桓、灵时期的隶书碑刻,成为姿态纷繁而波磔分明的汉隶书的黄金时代。著名碑刻如:《石门颂》、《礼器碑》、《孔宙碑》、《华山碑》、《曹全碑》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从所谓程邈造隶书到这些东汉石碑的出现,这段隶变的过程大约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的历史。 　　草率化的发展,经过程邈等人的整理,成了变圆为方,由曲笔削改成直笔,弧线改变成直线,采取折笔转弯。从出土的简帛书中可以见到,秦时隶书还有着明显的篆意,波磔尚不甚分明。到了桓、灵时期,隶书达到了成熟,臻于完美。汉字结构的隶变的完成,使中国文字最终摆脱了曲线的象形范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