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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主战派误君误国 　　1894年7月14日，清国收到日本的通牒，拒绝从朝鲜撤兵，宣称“两国如起不测之变，日不仁其责”。自春天朝鲜东学党作乱以来，东北那个属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此时，日军在朝鲜已屯兵万余，而清国驻扎兵力仅有2500人。驻扎在朝鲜的直隶提督叶志超发来急电，说要么水陆军齐发，守备朝鲜，要么从朝鲜撤军，在国际道义上陷日本于被动。如此不进不退，实为下策。 朝堂上下，议论汹汹。在光绪帝老师翁同??的领袖之下，一批学士、御史疾呼对日一战，“速行决战”、“先发制人”，打击东邻小国的嚣张气焰，维护大国体面。然而这些主战之人，多半不知军事，也不知国际政治，只有表面上的大义凛然。 光绪二十年的乐观情绪 1894年7月15日，64岁的翁同??、74岁的李鸿藻奉光绪旨意，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准备应对朝鲜的危机局面。 至此时，朝鲜的战事已经不可避免。 在此之前，主持北洋的李鸿章已经自认军事上不敌日本，希望通过外交来化解危机。自当年6月，李鸿章频繁联络英国、俄国公使，请他们出面调停，并与日本多次交涉。但是他低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一切努力最终未能奏效。 而中日在朝鲜对峙，剑拔弩张之时，清国的主战派依然沉浸在盲目的虚骄与自大中，一股莫名其妙的乐观主义洋溢在朝堂间。这些主战派中的大多数，是朝廷的言官，被称为“清流党”。清流党人标榜风节，评议时政，指斥当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这些人多半出自科举正途，熟谙章句旧学，但对洋务和世界情势一无所知。 当时的户部主事裕绂上奏说，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没有土地之大，人民之富，“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 御史叶应增则用一套仁义天理来解读中日局势，说“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大清顺应天理，“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也”，日本以残暴对抗正义之师，必然会自取其祸。 对敌手的无知不止于此。主战派的官僚不仅认识不到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国力增长，反而认为维新之举使日本内部混乱。御史叶应增认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学习西方制度，“然其于西洋则有私借国债未偿，于本国则有自由乱党未清，外强中干”。编修曾广钧说，日本仿照西方法度设立议员，不仅没有收到公论是非的好处，还“徒开纷纭把持之风”，陷入内耗。还有人认为，日本“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帑久虚”，无力支撑一场对抗大国的战争，而一旦开战，日本国内必然人心溃散、朝野纷争，中国可以坐等日本败于内患。 礼部侍郎志锐更加乐观，他认为，“统欧亚各洲而论，日本最为小弱”，如果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 编修曾广钧甚至直言对中日战争“窃喜”，因为中国可以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不仅将东方的卧榻之患除掉，西方列强也会慑于中国之强大，不敢再窥伺中华。 当时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报告清国舆论时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李鸿章的自知之明与推诿 大多数主战派对于清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不知晓。他们只有模糊的印象：清国大，日本小；清国人多，日本人少。清国到底能否与日本一战，凭借什么与日本一战，则无人关心，如何调兵，如何筹饷，更无人参谋筹划。 当时的亚洲第一舰队与日本相比已经居于下游。北洋水师主力仅有8艘军舰堪用，且舰龄较老，多年执行巡逻任务，锅炉损耗，年久失修。而日本海军一直在增购新舰，航速、火力都在北洋水师之上。 1894年的7月4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给李鸿章发电，申请率战舰至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回电说：“此不过摆架子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 在北洋军中，对实力士气均难以抗衡日本已是共识。“经远”号装甲巡洋舰上担任驾驶二副的陈京莹曾写家书，说：“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他还在信中透露，水师官兵对时势无有把握，且想福建水师在马尾全军覆没的前车之鉴，都战战兢兢。 至于清国陆军，虽然号称百万，但是作为国家正规军的25万八旗和40万绿营早已腐朽透顶，全无一用。可堪一战的，只有北洋淮军38000余人，加上驻扎奉天的奉军、直隶练军中一部约14000人，总计不过5万之数。除去守卫炮台要塞的兵力，能够投入朝鲜，与日军作战的仅有2万5千人。这些军队依然沿用旧编制，军官和士兵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近代军事训练，后勤、战场救护等近代军事制度更是分毫不知。军队的装备也是五花八门，没有统一。 而同时的日军已经完成了近代化建设，有完善的战争动员体制和军事教育，有参谋部统一调度指挥军队。在日本本土，有12万人的野战部队可以投入朝鲜和中国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