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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现代酒文化戒律 　　5月1日起，对醉酒驾车的处罚，已从行政处罚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醉酒驾驶、飙车以“危险驾驶罪”入刑。这次是动了真格，一时之间，好多习惯醉驾者无法适应，大量醉驾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被判刑的醉驾“第一人”。出租车的生意比从前好起来，因为醉酒者不敢以身试法便只好打车回家。 　　汽车已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驾驶行为的文明程度还不能和这种进程相匹配，需要用法律来约束驾驶行为。醉驾入刑意味着酒后驾车将付出“罪与罚”的代价。 　　 　　醉驾入刑将催生新的酒文化 　　 　　酒后驾车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酒文化，饮酒在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酒喝得多少是感情深浅的标志，有“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欢”的观念。目前中国大陆酒民接近2亿人，再加上一般的饮酒者，饮酒人群数超过5亿，比中国烟民还多。 　　做生意的人隔三差五出去应酬更是免不了喝酒。尤其是北方人，上来就要先干上几杯，酒喝尽兴了才能进一步谈生意。公务员有时不得不喝酒，上级部门或上级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一般吃饭时都得喝。如果领导来敬酒，你肯定不能不喝。陪领导吃饭，如果领导身边没有专职司机，你就得开车把领导送回去。这样酒驾就难以避免了。 　　醉驾入刑要求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否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醉驾入刑法规现在成了酒桌上的“挡酒牌”，如今只要提到“我开车了”，别人可能就不好再劝其饮酒了。否则就不是感情深浅，而是蓄意害人了。 　　其实古人饮酒是讲究酒德的，酒德二字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其含义是说饮酒者要有德行，所以有“酒以不劝为欢，棋以不争为胜”的说法。古人喝酒是讲究“雅量高致”的，喝了酒是要吟诗作赋的。只是现代中国人喝酒却丧失了古风，喝起来蛮不讲理，胡搅死缠，争强好胜，甚至放荡糜烂。现在趁着醉驾入刑的契机，正可以移风易俗，形成节制有礼的酒风酒德。 　　自古对过度饮酒就有戒律相约束，从商朝开始便有《酒诰》，之后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出台酒戒、酒令、酒规。佛教更是反对饮酒，无论在家、出家，戒律上都一律禁止饮用。醉驾入刑是对传统戒律的延续，醉驾入刑也会逐渐成为新的酒文化的重要内涵。 　　 　　酒后代驾“叫好不叫座” 　　 　　醉驾入刑，使酒后代驾成了新兴职业。不少酒店声称有代驾服务，而且代驾服务都已“外包”给代驾公司。一些酒店与代驾公司签订协议，约定酒店只要有代驾业务就要联系该公司，收入由酒店和代驾公司分成，当然出事酒店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有的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原以租车为主要业务，在醉驾入刑以后，因为代驾业务量不断上涨，代驾业务成为了主营业务。 　　在代驾之前，代驾师必须与酒店、车主共同仔细查验车子。否则，车子一旦在目的地被发现有问题，代驾师就没办法说清楚。车主几十万的豪车，也不愿意让一个陌生人来驾驶。如果车内物品贵重，就更加不好办。 　　如果遇到“烂醉如泥”者，代驾师就有些犯怵了。如果车主醉得很厉害，无法正常沟通，就无法在代驾协议上签自己的名字；即便是签下了名字，到了目的地后，代驾师可能为了几十元要跑很多趟。 　　酒后代驾并非一个轻松的职业，其实是相当烦琐的，很容易纠缠不清。因此酒后代驾的市场尚未壮大起来，除少数地区比较火，在大多数城市还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境地。顾客宁愿省事打的或多人拼车。有的法律专家并不鼓励酒后代驾行业的发展，因为这事实上相当于鼓励过度饮酒。 　　酒后代驾在国外却非常普遍。在我们的近邻韩国，尽管汽车业发达，很多人都有下班后去酒馆喝几杯的喜好，但酒后驾驶的行为却很少。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众多“代驾业务”公司提供了便利的服务。在汽车销售点、停车场、加油站等场所，经常有“代驾公司”推销员的身影出没，“代驾公司”的名片几乎每名驾车者人手一张。一旦驾车者因为喝酒、身体不适、精神状态不佳而不能开车时，只要他们打电话到代驾公司，剩下的一切都可由代驾公司代劳。“严格的管理、规范的运作”是国外代驾市场红火的主要原因。 　　 　　忏悔多少次才能“永不醉驾”? 　　 　　音乐人高晓松是酒驾入刑后第一个被抓的名人。今后5年内高晓松在中国不能再取得驾照及驾车上路，并已被判处6个月的刑拘处罚。他不是第一个交通肇事的明星，却是第一个因醉驾获罪的明星。高晓松之前在微博中曾透露，在美国自己因有酒驾记录而被终身禁止买枪。 　　高晓松是个好酒之人。前段日子清华百年校庆时，高晓松就在微博上发言：“昨天校庆演出完与同学们酩酊至半夜。”一次《中国达人秀》节目收工后，他也发微博说到周立波家“搞两瓶小酒，明天继续装评委。”2月17日，他还发微博感慨：“每次回到北京都勾起强大的酒瘾和相声欲。” 　　高晓松曾在微博上放出狠话：“朋友问我怎么看药家鑫案?我说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