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的不仅仅是荷尔蒙.docVIP

释放的不仅仅是荷尔蒙 　　2000多年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里写道:“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意于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奴性的服从――那么我们也一定会真心真意地爱他们,因为我们应该学会尊重我们自己,同时也令一个高尚男人的平静心情不会受到他妻子无益的虚荣搅扰。” 　　今天,玛丽所言的那些“枷锁”,一种外在制度层面的枷锁已被粉碎,但意识层面的性别偏见依然存在。“她世纪”的到来和“新女性”的崛起似乎被公认为一种趋势性的描述,但世界杯的到来很可能动摇我们的乐观判断:全世界再度为着一只小小的足球轻而易举地陷入疯狂。每个人似乎都得无条件地接受最男性化的、最野蛮的游戏规则,每个人也似乎都得毫无反抗意识地顺从男权视角所规定的“看”――看到那些所谓的“足球宝贝”挺着高耸的胸脯还含情脉脉地抱着一只只足球,朝男人们摆动臀部露出愚蠢的笑脸,男人背后的女人都会愤怒。 　　每到世界杯期间全球各地的报纸都会用理所当然地一边倒的口吻报道说:足球如何让夫妻关系陷入紧张,可怜的球迷男人如何得不到各个级别的女人的谅解、他们如何要费尽心机从悍妇老婆或女友手中抢夺遥控器……更有典型的中国大男人夸张地狂呼“世界都是你们的,只要不妨碍我们看球”――仿佛是暗示说:中国妇女已经全民解放,甚至还倒过来骑在了男人头上…… 　　女权主义的斗士西苏早就警告过我们,事情并非如此:把女人“悍妇化”就是男人们的必威体育精装版伎俩,在姿态性的退让之后,男人还是轻而易举地把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仅仅就世界杯足球球赛而言,你越琢磨就越会发现其实那已经是一个自行完备、无懈可击的男权圈套。这样的论调似乎让男人们听起来挺刺耳,可是这又能怪谁呢?男人们自己的男权中心意识就像一口深不可测的陷阱,等着一个疏于思考的盲从者。既然女人们早已从女性视角对自身缺陷、处境和社会文化进行着反思和批判,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男性主义的视角,反省一下男权意识的功利主义和自我膨胀,不仅对女人,对男人自身构成了哪些伤害呢?社会生产由体力型转向智力型,所以男人们的体力优势再也不能给他们带来优越感。女人们在各个领域显示出来的才华和能力,使得她们有机会与资格来和男人一起分享世界,承担责任。我们只知道男权文化伤害了女人,其实,男权文化同样伤害着男人自己。 　　我们的错误在于把男人女人的定义当成理所当然的先天原因,约定俗成的逻辑是:因为你是男人,所以你必须这样。事实上这些定义都是文化积累的结果,并非事物的原因,习之久矣,就被当成天经地义的事了。比如男人成功了,自然拥有荣誉、名利、地位,还有背后的好女人。可女人呢?一定有人表情微妙地嘀咕一句:这个女人不简单――弦外之音留给人以想象力。于是猜忌、流言和岌岌可危的家庭关系让成功女人防不胜防。说起女权,不仅男人,包括一些女人也有点神经过敏,很容易让人产生“悍妇”、“荡妇”的联想。那些在妇女运动史上,为女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而不懈斗争的杰出女性,被认为充满了荷尔蒙气息,脸上鼓动着标语一样的表情。如果我们仅仅挑出女权运动的过激言论和行为策咯,而不是从女权运动和女人的真实处境看问题;如果仅仅是受文化惰性的左右,因循一种封建主义的性别定义,而不是以诚挚、倾听的姿态,去面对女权主义的内在真相,我们就只能在一种越来越恶劣的误解中,扭曲伤害着别人,同时也扭曲伤害着自己。 　　上个世纪80年代,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里就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钢笔是否是阴茎的隐喻?”,她们还进而清晰地洞察到:男人手中的笔就如同他们的阳物,不仅是他们独有的,而且是创造力的体现――男人因此垄断、把持了创造和书写的绝对权利,女性则从文化创造中被无情驱逐、至多也只是缺乏自主力的次等客体。而这部风靡一时的电影却标榜了一种男女恋爱的新模式:女人掌握主动权,男人任打任骂。但准确来说这部爱情喜剧只关乎性别易位,而不是女权主义。导演只是简单地做了一次男女位置互换,最终还是维系和强化了主流的性别规范,并未解构传统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和社会分工的规定。 　　不论经济地位与社会境遇如何,女性具有天然的美学敏感与高关注度。《公爵夫人》中凯拉?奈特莉饰演的乔治安娜大胆回应公爵对于女性繁琐华服的质疑:“衣着是女人们表达自我的方式”。这句话提醒了公爵,乔治安娜是一个在精神上难以驾驭的女子。同样,香奈儿也是一位善于利用身上所有“本钱”――男人、金钱、自己对美感的敏锐天赋――这样的杰出代表人物。在攀升的过程里,香奈儿任何时候都可以觉得“赚够”了,不必再努力争取一些什么了,就这样坐着,享受眼前的男人和财富。你叫她“师奶”也好“少奶奶”也好“家庭主妇”也好, 总之她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但香奈儿不作如此抉择,她把这些统统押在生命的赌桌上,赢回永恒的荣誉。她的服装,是透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