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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克隆世界？ 　　［美］Ｌ?托马斯／著　李绍明／译 　　 　　现在,由任何动物或植物的随便哪一个个体细胞含有的DNA来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生物个体,从理论上讲已经是可能的了。可以引逗一单个植物根端细胞去孕育那整株植物的完美复本;一个青蛙肠道上皮细胞,拥有着建造一个新的、同样的青蛙所需要的全部指令。假如这项技术进一步发展,你也可以这样造人。而且,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了一些惶惶然的预测,说总有一天,就会真的做出这种事来,为的是保存一些经过细心挑选的、特别有价值的人们,让他们能以某种方式长生不死。 　　科学上有好多事情让人忧心:行为控制,遗传工程,脑袋移植,计算机作诗,还有塑料花的无限制地开放。克隆(无性繁殖)造人也是其中的一例。 　　克隆要算前景中最暗淡的部分了。它敕令取消性活动,而作为补偿的,仅仅是在象征意义上消除死亡。知道一个人有个一模一样的无性系代理人继续活下去,这几乎算不得什么安慰,况且,那活着的很可能迟早会把那个日见衰老的真我排挤到一边。很难想象,一个未经配对儿的胞核能有什么孝心或敬意之类的事;更难想象,一个人那新的、自行生育的自我,不过是一个绝对茕茕孑立、举目无亲的孤儿。至于把一个人的自我从婴儿期拉扯大,要涉及多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怎样教他语言,教他守规矩,灌输良好的行为方式,等等一切,就更别提了。 　　来自公众方面的质询是显而易见的。谁将入选,标准是什么?这个技术被滥用怎么办,比如,有钱有势,却难以为社会接纳的人,自行其是,决定自我克隆;或者,由政府克隆一帮愚笨驯良的群众,去进行一些世界事务:这样的危险将如何应付?那种同一性对我们所有未被克隆的人们会有什么效应?毕竟,千万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为自己的独特性而欢欣鼓舞;在本质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跟那四十亿他人都是完全不同的。自我这种属性乃是基本的生命事实。想想人彼此完全一样,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罢了,还是别去想它吧。因为,这种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以我看来,即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也还看不到其实现的可能。我同意你可能会克隆出像煞供体亲本的某些人来,但是,结果可能是,他们之不同,将不亚于你之于我,决然比今天任何的同卵双生子更加不同。 　　这一试验所需的时间只是问题之一,可这个问题就大得可怕。试想,你要克隆一个不同凡响的外交家,好让他照管遥远未来的中东问题。你必须逮住并说服他摘下一个细胞。这也许不难办到。但在此之后,你不得不等待他的胚胎长大,然后还要再等至少四十年。在此期间,你得保证,所有的观察者耐住性子,在他前途未卜的童年和青少年期不去乱加干预。 　　这还不算。你还得有把握能再造他的环境,大约还要造得丝毫不差才行。“环境”一词其实意味着人群,因此,你要克隆的恐怕远远不止于那个外交家本人。 　　这是克隆问题的非常要紧的方面。我们对于克隆而成的个体本身激动不已,却基本上忽视了这个方面。你用不着完全同意B.F.斯金纳的全部论点,就可以承认,环境就是能造成不同。而当你审视我们用“环境”意指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最终指的就是其他生人。我们用委婉语和行话来表达这个,诸如“社会力量”、“文化影响”,甚至还有斯金纳氏的“言语群体”,但是,这些词语真正的意思,是指邻近的密密挤挤的人群,在讲,在听,在微笑,在皱眉,在给予,在保留,在勉励,在推动,在爱抚,或对这个个人抡起大棒。不管那些基因组说什么,那些人对于这个人性格的塑成至关重要。真的,如果你仅有些基因组,而没有人在其周围,你会培育出一株脊椎植物,不会更多。 　　因此,一开始,你无疑需要克隆那个人的父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就意味着那个外交家不在场,即使理论上也不会在场,因为,当这个外交家本人初露头角,被认为国宝时,你就不可能从他的双亲身上得到细胞了。你得把资格已备,堪称其任,并且父母双全的人们先行找齐,加以遴选,列出一个名额有限的单子。那父母也需克隆,而且,为了确保一致性,还得克隆他们的父母双亲。我想,你还需要有通常所需的手术同意书,填好,签字画押。如果我对于为人父母的情味有所了解的话,我敢说那是不容易办到的。让祖父母签字画押就更难了。 　　可事情还刚刚开头。实际上,根据现时的心理学思想,影响到一个人成长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那整个家庭。那么,克隆那一家子。 　　然后,还克隆什么?家庭每一成员成长的方式,都已经被在他周围确立的环境所决定了,这个环境意味着更多的人,同学,熟人,亲爱者,敌对者,甚至还有从地铁站柱子那边穿过来的陌生人。找到他们,然后克隆他们。 　　但是,这个规划是没完没了的。外围的每一联系都有自己周围的一家子,连同那一家老小各自的外围联系。得克隆他们全部,克隆整个世界,少一点也不成。否则就没有任何希望。 　　我们还没有做这种规模的试验的条件,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去做。首先,那意味着用一个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