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中国潮”.docVIP

迷失“中国潮” 　　中国在过去十年间走过的道路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就像温总理说的,我们是一个有着1.5亿贫困人口的国家,但才一回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法国一些媒体竟不约而同地送来世界的“新主人”这顶显然过大的帽子。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却干脆直接打出了“中国已是超级大国”的题目。 　　“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往中国,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因为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随着外包机会消失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r C.Thurow)在2007年所著的《当中国成为第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简准确地把自从《世界是平的》一纸风行以来的全球共识,用相当骇人的方式说了出来:中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敌。以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为例,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早就成了一个褪色的神话,他可能还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声称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他发现和他抢饭碗的原来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条件低劣的宿舍里、月薪只有100美金左右的中国人,他能不直觉地生起一种解释不清的“不公平”感觉么?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国威胁论”的基础。 　　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军事扩张和“中国式殖民主义”根本就是小儿科。 　　建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说法才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就算有再多的经济学家力陈利害否定简化,但还是有很多政客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见,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绝对不是依靠一种简单的宣传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国政府喊出更多的和谐口号,从和谐社会一直和谐到全世界,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种最切身的“不公感”,它就总会改头换面找到第二个出口。 　　果然这个新口子出现了。2004年5月,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所谓“中国模式”从此“名声大作”。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使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再次受到热炒,认为中国以此将“拯救世界”。“中国潮”的出现伴随着新世纪汹涌而来。在2007年,《观点》周刊就刊登了同样分量的中国专刊。当时其竞争对手《快报》也策划了一期中国专刊。如果说当时的题材与2008年北京奥运有关的话,那么今天的题材则无疑与中国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与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非凡作用、与中法之间重修旧好相关联。对比《观点》两年间中国专刊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的分量确实在大幅加强,但远未到“新主人”的地步。有谁看到过一个为全世界辛勤打工且只拿利润小头的“主人”呢? 　　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永远有危机感,永远防范他人可能超越自己。盛赞中国的潜台词,往往是提出某种警告:我们怎么办!他们不是不认识中国,而是不知道应该以何种身份来认识中国。过去他们是以“主人”的身份来认识中国,今天呢?明天呢?所以,给中国奉送“新主人”的大帽子,显然只是失去这种身份的困惑而产生的“过激”反应而已。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汉学家西利尔?J.―D.亚瓦利在接受《观点》中国专刊的采访时说:“全面地认识中国的现实……是很困难的。今天在我们的态度里,有一种恐惧和愤恨的混和物。中国让我们感觉不舒服,是因为中国扰乱了我们对我们自身的看法。我们隐隐约约地指责他们对前途充满信心,而这正是在西方很少有的感觉。我们非常清楚过去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我们难以知道我们希望未来是什么样子……”这正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备感兴趣、同时又备感困惑的主要原因。 　　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回顾一下古代王朝的往日辉煌,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么简单。鲁迅在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反省一个国家心态的最有力的象征。阿Q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把自己的可怜可悲换成神圣与光荣。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国人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他说所谓的“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一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之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