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受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受体”.docVIP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受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受体”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受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受体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在中国的需要程度，而决定这个需要程度的除了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之外，也包括接受主体的认知程度。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要研究接受主体，即受体层面。受体是一个桥梁，它作为.L.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普及到中国的媒介决定了这种理论的话语色彩及其审美效应。这种以接受者为第一本位的研究策略，强化了接受本体的主观色彩，但同时也还原了具体的客观情境，毕竟人不可能脱离具体历史环境而独立存在。人所有的观念都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契合。正如鲁迅在批判第三种人的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学观时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面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2] 　　 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接受历程，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出现了不同的主要接受主体，也就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接受和审美旨趣。按照时间的纵向线索和一定时段主要接受主体的身份变化，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主体时期（1898-1942）；政治领袖主体时期（1942-1989）和多元主体时期（1989-现在）。 　　 一、知识分子主体时期（1898-1942）文艺的政治功利论 　　 第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也便迅速成为了第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由于这批知识分子成长于传统的文化语境之内，身上或深或浅地留有旧时的痕迹，所以当他们的心灵在接触到这种具有颠覆传统道德规范，同时也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规范的先锋思潮之时，对其产生了诸多理解和想象。从1898年以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等一系列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本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关注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并没有意识到它会对中国文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直到1925年2月12日《民国日报觉悟》上刊载了郑超龄翻译的列宁的《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现绝非偶然。早在此之前，曾经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已经能够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论述中读出文学在这场变革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于是，此时的知识分子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去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理解。在这其中，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性主张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平民文学的主张。应该说，这些主张都带有鲜明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文学的工具色彩，使得文学开始走出了唯美的范畴，而以实用为基点。正如李大钊所言，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3] 　　 文艺的发展是有惯性的，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在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中，知识分子继承着五四的衣钵坚持从实用的角度来指导文学创作。从问题小说、乡土写实派小说以及自我小说，到随感录作家群、言志派散文群、新月诗人以至田汉的新浪漫主义戏剧都突出强调了文学对于生活的反映功能，即文学的社会属性。以文学为工具参与社会变革的高调提倡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拯世救民思想，也源于国人强烈的实用理性特点。眼见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联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由从日、俄两方面输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变为仅由俄国为媒介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原本存在广泛解读空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经历 过俄国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双重洗礼之后，被赋予更多的革命功利主义倾向。这必然导致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革命文学的出现虽然如同鲁迅所说，有其特殊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大背景，如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L.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其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4]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文学的实用性质已经在读者心目中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革命文学在其出现之前，已经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地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