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非典”重在追究责任.docVIP

　　防治“非典”重在追究责任 吕日周 中国人有“得过且过”的寒号鸟思维，有“能忍则忍”的奴隶性意识，有“事不关己”的避矛盾思想。这样的不去严肃追究官员责任的人文环境和在这种人文环境中产生的旧的干部体制，使人们觉得中国最好当的是官：什么人都敢当官，都想当大官。一些干部一旦当了领导之后，不是勇敢地承担起领导责任，去认真负责地处理份内的各种问题，而是丢掉了当领导的责任，去享受当领导的福利待遇。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们不是去勇敢地探索改变干部制度的弊端，而是处心积虑地利用干部体制的漏洞以谋私。 岂不知，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都要有一定的界限，一旦超过了界限，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上级有事业心的领导忍无可忍的地步，或者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地步，即使旧的干部体制不变，一些官员也要受到责任追究，变成重大变革前奏的一个个案例。中国任何一项体制性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我国“三级所有，队为基层”的人民公社旧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农村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那么，为什么改革旧的干部体制的题目也早已提出来了，但改革的速度还是这么缓慢呢？为前所述，人们还在“得过且过”、“能忍则忍”和“事不关已”中。 但是，中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非典”。刚开始，旧的干部体制框架下，使有些领导仍然以过去对待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那样去推，去拖，去瞒，去防止新闻曝光，这是一种体制性的习惯性行为。直到撤消了两个高官才有好转。对不负责的领导干部严肃地追究其责任，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一些干部在实践中发现旧的干部体制中存在着裁判权只掌握在极小数的领导手中和裁判无度量衡的严重问题。而为之服务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裁判权，他们心中有杆秤，称出重量没有用。于是，一些干部就利用这一体制性的问题，只跑官，不跑民；只享受，不吃苦；只应付，不实干。总之，这部分在重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因为自己不负责，也就不想追究别人的责任；因为自己不干净，也就不敢追究别人的责任；因为自己不带头，也就不会追究别人的责任。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地方各项工作就不是出现一个漏洞，而是会成为一个漏斗。那就会在普遍不落实的环境中，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根本估计不到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大问题。 “非典”是突发性的灾害，人们难以估计。但为什么有的地方传播得慢，及时得到控制，但有的地方传播得那么快呢？这就应当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力度方面去总结经验教训：一是它暴露出干部队伍在日常工作中负责任的水平和追究责任的水平；二是它暴露出公共卫生的基本建设水平和防治的技术水平；三是它暴露出对政府创造环境的战略投资的认识水平。 党中央以追究责任的举措来防治“非典”，说明追究责任和承担责任的因果关系，说明追究责任和抓好落实的因果关系。这里有我切身经历的深刻体会。我每次调动工作之前，都想嘱托接班的同志们更好地负起责任做好工作。有两位同志的讲话使我终身难忘。 一位同志对他的朋友说：“我的前任有两个人，走了两条路。一条路笔直平坦：这位前任领导没做什么事，活得轻松愉快，很快被提拔了；另一条路艰难曲折：那位前任领导吃苦耐劳，成绩突出，但走了下坡路。你说我走哪条路呢？我当然要走前一条路，我决不能走后一条路。”实践证明，走前一条路的这位同志也很快被提拔了。对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评论呢？是要埋怨说话人错了？还是前一条路错了？或者是后一条路错了？还是别的什么错了？另一位同志是多年前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的。他说：“你做得好，说得也对。当领导应当敢吃苦，敢惹人，敢吃亏。但我不能照你的样子做，因为照你的样子做太费劲，又提拔不了！”我对这种赤裸的真话，只能无言以对！我把这两位同志的话联系起来不断地进行思考，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体制性的干部导向决定干部的言行。 一定范围内的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只能在形成特定的干部导向的环境中起作用。一旦这种条件失去了，也就没有作用了。有了言行不一的干部导向的大环境，任何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率先垂范的作用，都要大打折扣。就一些领导干部讲，怎么以较小的成本取得较快的政治进步，就怎么干。他们不会去认真学习有牺牲精神的模范人物，而是会去仿照那些在社会上流传的走歪门邪道又进步快的“榜样”。 要使干部负责任，光有领导带头作用和追究责任还不够。因为领导追究责任属于德治范畴。这种追究责任是有数的，有限的。最近几天，我曾先后两次到山西省西部部分县城和农村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和防治“非典”前一样垃圾遍地，有的村子连一点防“非典”的措施都没有。我们不能过份乐观。为了弥补领导追究责任的不足之处，必须增加群众追究责任的自逼机制。在加强德治条件下，必须进行干部制度的改革，才能解决当前干部中不负担责任和领导中不追究责任的大问题。 干部制度的改革，要解决当前考核干部中存在着重对官负责而轻对民负责的错误倾向，做到把对党负责和对民负责相结合，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