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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课改若干问题的反思 深圳市教研室 吴 江 笔者不只一次担任澳门与内地小学数学课改研讨会现场观摩课的评委，发现两地的课风格各异。澳门的课平实而质朴，一如澳门这个宁静的小城给人一种纯朴的感觉；内地的课富有创意，花式繁多，有时难免给人新异和花哨之感，有点象内地城市特有的律动和飘忽。我由此想，课堂犹如一座城市一样，有某种内在的东西影响着人的情绪和行为。尤其是近年来在与内地校长教师的日常接触中，在感同身受他们被新课改所激发出的热情与活力的同时，也常听到他们的抱怨和困惑。我想，这些抱怨有些可能属于认识层面的东西，与课程改革的某些理论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已然超出一般教师的专业范畴，有些甚至超出了教育的领域，有待整个学术界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实验验证。 以下是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关注： 1、有关知识的逻辑性与儿童生活经验关系的问题 笔者不只一次在全国性学术报告会上听专家倡言 “回归生活” 的新课程观，乍听起来颇觉得新鲜，仔细推敲便觉得此话欠斟酌。要改变课堂上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难道就非得要 “回归生活”吗？这似乎有点象陶渊明做了八十多天县令后恶梦一般地匆匆回归田园，这种片面的提法有可能使教师陷入两难境地。 教学要联系学生生活和经验，这恐怕是无人反对的教育学原则，问题只是在于怎样联系，联系到何种程度。这正是新旧教育分歧之所在。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的原则，但杜威（191６）同时也强调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具有简化、净化和平衡三种功能。可见杜威这个倡导“做中学”的活动教育大师并不主张课程要完全回归儿童生活和经验，他对此问题的分析是极其辩证而精辟的，对一百年后今天我们搞课改仍有启发意义。关于逻辑性知识与儿童经验、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关系的问题，在杜威生活的时代曾有两种极端观点，一种观点，也是传统教育主张课程以逻辑性知识为中心，另一派则主张课程应以儿童经验为起点。杜威（１９０２）认为，正如两点构成一条直线一样，反映种族经验的逻辑性知识与儿童个体经验之间的联系必须建立起来，正当的解决办法是改造这种教材并使之心理化，即在儿童的生活范围内吸取它、发展它。这种改造，有别于运用机巧的方法引起兴趣，依靠外部的力量把它们硬性拴起来，这种联系是从教材本身与心理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他进而指出：“教育哲学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在非正式与正式（教育）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①　杜威的思想反映了一种平衡的教育哲学观以及教材心理化的改革论，是一种辩证的认识。实际上从杜威以来整整一个多世纪，教育上对这种平衡之境的追求以及教材心理化的努力从不曾间断过，但在杜威所说的两极之间人们却始终难于把握平衡，更多地是出现所谓“钟摆”现象。正如杜威本人对此问题深感无奈一样，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世纪以来教育改革史上的老大难题，已经不是简单回归生活的问题了。 空喊回归生活的口号在目前师资条件下有可能导致教学失去知识的价值目标而煲出一锅五味杂陈的变味汤，丢失了汤的精华和原汁原味。我们在学校中也发现有很多教师其实并不深谙此中道理，而是仅仅将教学联系生活当成教学过程中导出新课以及知识应用的一个环节，更有甚者将这个时髦的理念，看成是评优课必不可缺少的点缀，一种课堂情绪的喧染，是使课堂锦上添花爆出精彩火花的最佳境界。因此，也就出现了一节数学课上了十多分钟还不知道这节课要学什么，一节语文课下来热热闹闹而师生却是有活动无体验，研究性学习主题面“有一英里宽”而其内涵和价值却仅有“一英寸深”……课堂上多了人为“制造”出来的生活情景，少了知识的内在逻辑性，如此便能培养创造性和实践能力吗？ 教学要联系生活实际，这就要求课程开发者、一线教师要更多地去研究儿童心理，深入研究学科知识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并探索个中最佳结合点。切忌动辄把所有的学习问题统统归结为传统教学的“罪过”，例如数学中有关小数的学习、方位的学习等，尽管教师在教学中充分联系了儿童熟悉的生活也尽可能运用了各种手段，但作业时学生同样容易犯摆错小数点位置的错误，画自己居住社区的地图时仍然辨不清东西南北，个中原因实际上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２、关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价值观的关系及问题 新课程确立了课堂教学的三维目标，反映了20世纪末以来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某些主张。但笔者发现在教师的教学设计中，尤其是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本课程的设计里，将三个目标人为割裂开来的倾向非常严重，通常做法是将每堂课都严格划分为知识技能目标、方法过程目标以及情感价值观目标。这无疑是将一颗鲜美的苹果人为地分解出维生素、水份、果糖等等，然后再分别喂给孩子。这种徒劳的做法首先是不相信孩子的消化能力，其次是认为教学中的知识、方法、态度价值观等可以自成一体，分别加以培养，更严重的后果是将情感价值观和方法从知识中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