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docVIP

PAGE  PAGE 7 路内：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 　　前一段时间，路内参加了自己第一个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文学评论界的众多大咖都来了，路内以一身“老干部”装束郑重落座，他不时记着笔记，整场会议没有离开过座位，表情严肃。当我们第二天见面时，他一身休闲装，还调侃道，“昨天特别系了一条特别好的皮带呢。”他的这个形象反差，真像自己笔下的路小路，有点玩世不恭，又带着点忧伤气质。 　　路内毕业于化工技校，做过工人、营业员、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电台播音员、广告公司创意总监等不下十个工种。在失业与再就业之间来回切换，在不同城市间辗转腾挪。但他一直用文学做伴，从未间断文学的摄取与创作。不做时代的局外人，而是置身其中，他的多部长篇小说都与时代和社会有着隐秘的联系，《少年巴比伦》表面上写的是工厂里的青春岁月，笔触诙谐，故事忧伤，但小说的时空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间的国营工厂；《云中人》从一起失踪案写起，像是“70后”寻找精神归宿的一种仪式，作为时间背景的“2001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其时工厂倒闭，下岗如潮，弥漫着凶猛、无聊而又骚动的情绪；《花街往事》写一群富有传奇性的家族群像，有正史的严谨和真实，也有野史的妙趣和诙谐，叙述时间则跨越“文革”、动荡的80年代和喧嚣的90年代三个阶段。 　　《慈悲》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如果说在之前的小说里，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到一些文艺青年的影子，找到青春时的痕迹，而这一次，他冷静克制地将笔触放在了父辈那一代。他说，两年前跟父亲聊天，父亲已经70多岁了，“他是属于解放前生活在城市里的少爷，对生活有诸多不满，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好的，从来也不看书，只爱看电视剧。他很高兴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当年在工厂里给我的同事要了好多好多补助’。我说我听说过，我妈在世的时候，你们也经常聊，如果活不下去了，就找国家、找单位要点钱。很多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是靠每个月补助的5块钱、10块钱就撑下来了。90年代以后就没有了，工厂没了。但在这样一条很窄的路上，我隐约看到可以写的东西。”路内说道。 　　父辈的这些经历被路内写进故事里，尽管书写的主题仍旧是路内所熟悉的“工厂”，但他却投射了一个幽僻之处可有人行的冷峭时代下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小说从国营工厂时代说起，纵向讲述了个人五十年的生活，从一个切面剖析展现了大时代对普通人的影响。路内用极为节制和冷静的叙述，讲述了这个化工厂在五十年里的兴衰历史。同样也用极为内敛和简洁的描写，为读者生动刻画了一代工人的起伏命运。《慈悲》中的人物是苯酚厂的工人，他们没有兴邦治国的抱负，也没有家国命运的忧患，他们只有粗粝庸常的生活，他们永远在意的就是触手可及的实际利益，他们无可避免地深陷狭窄无聊的人际关系中，缠绕至死。路内在书中精准地展现了，在时代背景与环境的更替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换，相互猜疑、告密到相忘于岁月，也有亦步亦趋的和谐到个人意识觉醒后的报仇雪恨。这些小人物不见血的恩仇虽隐忍于生活之下，却成为暗流涌动中人生最深刻的记忆。 　　“我想克制地写短一些。我觉得只有在大量素材的选择中找到最有价值的东西，把这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写成非常坚硬的文本，才能呈现出它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考量下，我会用相对简洁的写实主义的写法，所有的事件都具有连贯性。”路内如此讲到“三十岁以后，有一部分东西在迅速流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和世界和谐相处的人了，过去时间中的格格不入都已自我治疗成功，但那似乎又很虚幻，一部分是我自身的东西，一部分是故事，在二十岁时尝试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故事大概就会进入基因，那就会有一种写出来的欲望，但并不是倒垃圾式的写作，到了三十岁以后，总要稍微升华一下。” 　　从伤怀到悲悯，从锋利到宽阔，路内的写作已不限于个人省思，而开始转向对平凡人生的礼赞，对日常生活肌理的微妙刻写。他专注而谦卑。他的文字，敛去了一切怨气，有着仁慈的暖意，这种和解与饶恕，是对写作超越性的艰难跋涉。 　　QA 　　中国人的善良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荒诞性 　　Q：《慈悲》广受赞誉，也让人看到你不同以往的表达，少了让人飘起来的肆意，更多是一种克制的感受，这种转变是基于什么考虑？ 　　A：我过去的作品并非都很张扬，比如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完全是故意做出来的形式表达，那是心机非常深得要把那种语感做成一个很确定性的文本，这次也一样，只是它们的手法不同。这个题材本身对我过去的写作方式造成挑战，我没有通篇用第三人称，有视角切换，而视角选择就和题材有关系，要讲述一个人50年的历史，用第一人称很难完成，除非是一种回忆的语调，但回忆的语调会缺乏一种在场感，会使小说变得很散乱。原来有一种说法说小说里的人物会自己选择语言，不只是人物，更深层的感受是，小说本身会拥有自己的语调和讲述方式，我在探寻其中神秘性的东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