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众生相.docVIP

PAGE  PAGE 7 走西口众生相 　　在走西口的汉子当中，少数人异军突起，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团体――晋商，而更多人则在杳无人烟的荒漠中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有些人春去秋回，有些人黑发去白发回，还有很多人一去不回。而在他们出发的起点，还有一群痴情守望的妇女，在孤寂和贫困中坚守，日夜盼望着亲人回归，她们的忠烈和节孝凝结成的那一座座贞节牌坊，埋葬了无数女子的青春年华…… 　　走西口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讨生活的”，另一类是“做买卖的”。讨生活的人，大部分移居蒙地成了农民；做买卖的就是当地人口中的“旅蒙商”，其中一部分人异军突起，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团体――晋商。 　　当年，走西口的汉子们在杳无人烟的荒漠中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有些人春去秋回，有些人黑发去白发回，还有很多人一去不回。而在他们的故乡，还有一群痴情守望的妇女，在孤寂和贫困中坚守，日夜盼望着亲人回归，她们的忠烈和节孝，凝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化符号：贞节牌坊…… 　　走西口的成功典范成就纵横欧亚的传奇商帮 　　清康熙年间，康熙帝曾御驾亲征，讨伐“不服管教”的噶尔丹。军队深入漠北后，由于“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因此准许一些商人随军贸易。当时，有3位肩挑小贩幸运地取得了随军资格，他们3人资本不多，但一路上买卖公平，服务周到，因此生意做得很好，很多军人都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清军击溃噶尔丹叛军后，主力移驻大青山，军粮、物资的供应都需要从杀虎口往外运输，3位小贩便抓住机会，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吉盛堂”。挺过了创业初期的惨淡经营，他们的生意逐渐做大，在康熙末年，将商号改名为“大盛魁”。 　　这3位小贩，是来自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来自祁县的史大学和张杰，而他们创立的“大盛魁”，后来成为清代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员工近万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头，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 　　“大盛魁”象征了走西口走出来的那个辉煌年代。据说在“大盛魁”的财神座前，一直供奉着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这些物件，正是当初走西口的标配，记录了创始人历经苦难的创业历程。 　　江山代有才人出，“大盛魁”并不是唯一的成功者。“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讲述了另外一个走西口的成功典范。如今的包头，是内蒙古最大的城市，但在康熙年间，这里仅是一个小村子，正如近代地理学家张相文在《塞北游记》中的记载：“闻康雍之间，包头汉民不过数家。” 　　乾隆元年（1736年）春天，祁县乔家堡村一个名叫乔贵发的贫苦农民，背上行李，毅然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他加入一支驼队，一路打杂，辗转来到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随后在一家当铺当了伙计。辛苦奋斗了十来年，他有了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铺，还兼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乾隆二十年（1755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他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适逢豆价骤涨，豆腐价格随之水涨船高，他一下子发了大财，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后改为“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规模扩大，生意蒸蒸日上，一个庞大的家族――乔家从此成长起来，成为晋商的又一个传奇。包头的商业发展，成就了乔家的商业霸主地位，而乔家“复字号”的壮大，反过来促进了包头的商业繁荣和城市进程，一个小村由此成为了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正是由此而来。 　　历史上，除了“大盛魁”、“复盛公”之外，还有“祥泰龙”、“壁光发”，以及被称为儒商的茶业世家――常家等，都是晋商的成功典范。数百年间，他们大多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甚至纵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传奇商帮。 　　最初走西口的这些汉子，也许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才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征程上的流浪者多少人消失在风沙中 　　以晋商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成功地实现了新生活的梦想，但他们毕竟只是极少数。当年许多走西口讨生活的百姓，大多在口外开荒种地，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也有一部分人苦苦挣扎也始终没能摆脱窘困的命运，甚至还有一些流浪者，早已迷失在荒漠里，在饥饿、疾病、匪患和野兽的多重折磨下，永远地消失在了苦难的征程上…… 　　生于山西河曲县的作家燕治国，在自己的散文《河曲风情》中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家里几代人都走过口外，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在村口跪迎过爷爷的尸骨。走口外的人，若是病死他乡，棺木埋在沙子里，待到世道好些，棺木也轻了，再用牛车缓缓地送回口里来。棺头蒙红布，棺前装活公鸡，送灵的人一路喊着死者姓名，不断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