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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8 论美国电影中的癫狂之美 　　[摘要]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曾对“疯癫”的历史及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疯癫者是处在理性语言、理性推理与非理性“心象”之间的矛盾者，从而导致了所谓的“疯癫”。近年来，美国影坛上有不少影片塑造了疯癫者的形象，甚至由此构建成为独特的疯癫美学。本文就将以影片《沉默的羔羊》《七宗罪》《黑天鹅》为主要论述对象，从“癫狂蜕变”“癫狂救赎”和“癫狂完美”三个角度阐释美国电影中的癫狂之美。 　　[关键词]美国电影；疯癫；蜕变；救赎；完美 　　一、疯癫者与癫狂行为界定 　　在中世纪时期，麻风病给整个人类社会蒙上了难以散去的阴霾，大众对于麻风病的畏惧不仅仅在于疾病本身，还在于麻风病被赋予的负面意义，许多人认为麻风病人应该被隔离出人群之外，而疯人院也是在这一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建立的。[1]虽然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麻风病已经不再是困扰人类的疾病，但麻风病的影响也延续了下来，疯人院这一隔离异类的机构也得以保存。中世纪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认为麻风病是上帝愤怒的表现，而隔离就是对这种有罪之人的宽恕和拯救。在现代社会，疯人院所隔离的是一些精神病人，他们依然被视为应当与人群隔离开来的异类，而之相关的“疯癫”“癫狂”等词也自然带有了负面的含义。 　　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创作了闻名世界的《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将对疯癫的研究真正引入文艺研究领域。在这部书中，福柯从曾经隔离癫狂者的“愚人船”的历史开始讲起，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理性对非理性的打压以及文明对疯癫的排挤。在这本书中，福柯试图通过对疯癫者和疯癫行为的呈现与解释为“疯”正名。福柯曾言：“疯癫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如果没有将这种现象认为是疯癫并加以排斥打压的文化，就不存在疯癫的历史。”[2]福柯之所以认为疯癫仅仅是文明的产物，其原因在于他通过研究发现，疯癫者即精神病患的根本语言和思维层面的推理方式是理性的，只是这种理性被强大的“心象”所制约，使疯癫者经常将不存在的现实视为真实条件加以推理。比如，某个疯癫者认为自己是一只飞鸟，他便会在行为上表现出自己会飞；再比如，疯癫者认为自己是一位伟人，他便会按照伟人的行为方式来生活，这种角色的错位主要就是源自理性语言、理性推理和非理性“心象”的冲突，而这种理性与非理性冲突中的个体并不应该被理性的大众视为异类，更不应该被文明社会所排挤。[3]虽然福柯的论断已享誉世界半个多世纪之久，但现代文明依然无法真正接纳疯癫者，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艺术世界里，癫狂者都作为一种异类形象出现。但正是这种异类特性，使癫狂者成为近年来电影艺术中的新宠，他们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影片的内涵，为观众带来更加深刻的思考。近年来，美国影坛上有不少影片塑造了疯癫者的形象，甚至由此构建成为独特的疯癫美学，本文将在简要阐释“疯癫”的由来并进行释义的基础上，以近年来美国影坛令人瞩目的影片《沉默的羔羊》《七宗罪》《黑天鹅》为主要论述对象，从“癫狂蜕变”“癫狂救赎”和“癫狂完美”三个角度阐释美国电影中的癫狂之美。 　　二、美国电影中的“癫狂蜕变” 　　正如上文所述，疯癫者的癫狂行为是将非理性的“心象”作为条件并进行理性的推理，在近年来叙述疯癫者故事的美国影片中，疯癫者的癫狂行为就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中呈现而出的，赋予影片残酷而深刻的美学特质。 　　20世纪90年代初，乔纳森执导拍摄了影片《沉默的羔羊》，这部惊悚影片凭借其标新立异的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荣获了次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美国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沉默的羔羊》以一桩连环杀人案的犯案与侦破过程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包括变态杀人狂比尔、食人博士汉尼拔在内的疯癫者形象。在他们疯狂行为的演绎中，该片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令人震颤的视听盛宴，还使观众自觉地思考主人公疯狂行为背后的推手。《沉默的羔羊》以联邦调查局接手连环杀人案开始，在这一系列案件中，受害者均为较为肥胖的女性，同时这些女性均被以剥皮的方式残忍杀害。随着案件的侦破，嫌疑犯比尔的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浮出水面。比尔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继母的虐待使幼小的比尔一直难以实现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十分渴望变成女性；成年后的比尔一直为这个愿望努力，但申请变性手术的失败使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化为泡影。在这种身份认同困境中，比尔走上了“癫狂蜕变”之路，即通过残杀女性而获得女人皮肤，通过穿上由女人皮制作的衣服来实现自己变成女性的愿望。在《沉默的羔羊》中比尔的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其癫狂行为的本质，比尔将穿上女人皮制成的衣服视为“蜕变”成为女人的条件，由此进行着一种“合理”的推理，自然这种癫狂的推理无法真正实现比尔的愿望，也使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在影片《沉默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