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自我解读”现象及其延伸.docVIP

PAGE  PAGE 13 莫言的“自我解读”现象及其延伸 　　目前的莫言研究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伴随明显的问题，比如“阐释过度”“阐释不足”“错位阐释”的倾向。在过度阐释方面，往往把莫言作品无限回溯和延伸，本就是一篇意义明朗的短篇小说却被赋予厚重历史意义的承载，文学阅读成为“历史研究”，最终离题甚远。在阐释不足方面，往往对于莫言作品的研究并没有超出莫言本人对于自己创作的认识和理解，甚至直接就从莫言的讲解而来，而缺乏对文本丰富性意义的多层面阐释。在错位阐释方面，则表现为用宏观的“文化”“理论”“主义”来归纳具体而又充满差异的作品，文本往往成为南辕北辙的脚注。尤其是每年海量的学位论文选题，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要力求出新，往往陷入“为求异”而致使发生完全错误的阅读理解。除了上述三种倾向，铺天盖地的重复性研究更是充斥于这一领域。 　　由于莫言在众多渠道和不同场合都非常细致地谈起过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这就为研究者进入其文学世界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设置了相当高的阐释门槛。那么，莫言是如何阐释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又是如何针对自己的作品做出所谓的“自我解读”，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从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算起，莫言著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长篇小说十一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以及打油诗若干。尽管自己走的也是短―中―长的写作道路，但莫言更钟情于长篇小说，尤其看重一上手就是长篇巨著的作者。在其著名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莫言开宗明义：“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1] 　　在莫言看来，所谓“长度”不仅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和艺术的大营造。关键是具有“长篇胸怀”，其内涵便是“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2]其中的“大悲悯”，不是着力编造一个苦难故事，不是只同情好人不同情恶人，不是只写别人给自己的伤痕而回避自己给别人的伤痕，不是只揭示别人的恶而不袒露自己内心的恶。“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3]所谓的“长度”，通俗而言就是如莫言所说：“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4]所谓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和密集的思想。尤其在思想方面，指的是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好的长篇应该是‘众生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5]所谓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结构之难和语言之难。对前者而言，“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对后者而言，“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6]众所周知，莫言创作中尤其注重结构，声称“结构就是政治”，同时也极为注重语言的活用。正是如此的“三度”特性，造成长篇小说的庄严气象。而且，它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需要，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应该说，莫言对于“长篇小说”的理解与阐释具有文体自觉意识和理论贡献价值。进而，莫言在描述自己的文学道路之时显然也是把“长篇小说”作为讲述的重点对象。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第一部长篇。这部曾被界定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滥觞之作的小说，是他在迷糊状态中都不知道能否发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莫言说，如果知道这部小说后来会弄出大动静，怎么也要写得更好一些。当然，也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在作者心目中，没有历史，只有传奇。这是向口口相传的民间传奇靠拢，而不是向官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靠拢，固然二者都不可信，但前者是政治的需要，而后者是心灵的需要。对文学而言，后者显然更为重要。莫言自认为最得意的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讲究结构，只是将五个中篇组合起来。《天堂蒜薹之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而写，表现了对于政治的批判和对于农民的同情。莫言把这部小说界定为“饥饿之书”和“愤怒之书”，站在农民的立场对官僚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文学如何介入政治，这部小说是一个范例。《十三步》是一部复杂的作品，作者自言是替教师说话。把教师作为弱势群体来描写已经过时了，但作品中进行了大量的文体实验，实验了汉语叙述当中的各种视角，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