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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保引擎构建医疗服务治理 　　治理即指利益相关人长期合作与实现共赢的过程。医疗服务治理即指医患保合作与共赢的过程，也称“三医联动”，那么，应该由谁来主导医疗服务治理？又该如何构建医疗服务治理机制？ 医保引擎义不容辞 　　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服务的买方，其支付方式和控费措施直接影响医疗行为和成本，是构建医疗服务综合治理机制的引擎。德国医疗保险、美国老遗残医疗保险、台湾全民健康保险等案例，均证明了医疗保险的治理责任。 　　有人将医改称之为“泥潭”，因为在医疗过程中的利益相关人多，且利益链条长，如果放任金钱冲破对人生命尊重的伦理底线，则会导致几败俱伤的结果。 　　最近发生的“魏则西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医疗体制缺乏伦理约束导致的制度缺陷，公立医院不公益，敞开大门任由庸医承包，合谋挣钱。再如上海市某大型公立医院里，还有患者在CT室里跌倒致伤，不仅没有做跌倒风险量表记录，反而有医务人员嘲笑患者。 　　在今天的中国，有医务人员不自重，也有恶性伤害医务人员事件，更有医生改行、医学院招不到学生等问题。一旦白衣天使变为不受尊重的高危职业，伴随人均医生数量的减少，看病将变得越来越难。在进入老龄社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期的背景下，不可忽略医患关系恶化对社会伦理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 　　在经济落后的古巴，医疗服务业十分发达；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医疗服务业没有高利润（向海外推销的药品和医用器材除外），大部分医疗机构属于非公非私的社会企业。回顾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医改过程，教训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立医院不公益，挤占市场空间；二是私营医院难生存，滥用市场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鲜有“领导”与“管理”的提法，多见“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这是转变治国文化的信号。 　　中国医疗要走治理之路，可以从改善医患关系做起，回归“医疗非交易、药品非商品、医生是公共服务薪酬标杆”的医疗文化，按照医疗服务过程的每个环节检讨相关政策的利益导向，建立合理补偿利益相关人的综合治理机制，实现医患共赢。2009年医改方案方向正确、三明医改方案切入点很好，但都需要综合治理机制为其保驾护航。 智能审核促“三医联动” 　　诊疗信息不对称，是实现医疗服务治理的最大难题，医保智能审核解决了这个问题。“智”在将诊疗标准、用药数据和医保政策等智慧成果纳入知识库，通过专家库及时修正知识库，将知识库信息化，制成软件嵌入医保基金、医生工作站和对接健康档案；“能”在从而提高医生、医院和医保的工作能力。 　　三医联动需要建立在互惠共赢的利益链条上，智能审核系统为医患保打造了利益链条。 　　一是指导医生工作，释放医生负担和提高服务质量。医生可以基于知识库做诊断，释放了医生记忆条条框框的时间和心理负担，同时也规范了医疗行为；超标药品将被亮黄灯以提示，医生可以对疑似处方说明自己的理由，甚至启动专家工作机制快速作出判断，为医生合理行为放行，为日后修订知识库和目录奠定基础。 　　二是提高医疗过程的可视性，协助医院提高管理能力，增加服务数量、提高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提升医疗机构的竞争力，并可以基于大数据从经验医疗走向循证医疗。 　　三是提高医疗保险的管理服务能力，走进医疗机构学会与医生对话，使监督从事后走到事前、从扣费走向指导以协助，从抽查到全程时时监督；一旦医保获得诊断大数据，既可以找到正态分布的中间值，成为制定费率的依据；并找到抑制道德风险（抑制大处方、防止欺诈基金）、合理配置资源（合理补偿各级医疗机构、家庭医生、医养中的医护服务等）、建立医疗服务协议定价机制，合理补偿医生、医院、患者、药物等。今后，无论医生在公立或私营、大医院或诊所、本地或外地，均可以纳入医疗保险协议机构；但是，只要用医保一分钱，必须纳入智能审核范围，在有效监督下使用医疗保险基金。 　　四是为医药器械企业发展打造健康的外部环境，大数据为评价和证明药物的疗效和成本提供了条件，优质药物可以迅速被认知。最后，最大的受益人是患者。 　　总之，信息共享是促进“三医联动”的内生机制。 治理目标及指标体系 　　医疗支出不具有刚性，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清华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中有综合治理指标，由宏观（政府）、中观（财政和医保基金）和微观（医疗机构）三个维度和三个一级指标组成。 　　首先来看宏观指标：医疗费用与地方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医疗费用增长率。 　　用1978年-2014年的GDP和医疗费用增长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2014年医疗费用增长率应为人均GDP增长率的116%，即9.04%。 　　国家、社会和个人需合理负担医疗费用。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价标准为政府预算30%、社会互济（社保和商保）50%、个人负担20%。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日本调整为政府预算30%、社会互济40%、个人负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