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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城市与文学的关系田晨玥[摘　 要] 城市作为一种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为文学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城市中的文学，不仅表现了文学创作的意识和立场，而且通过写作进一步塑造和想象了城市的现状与个性。城市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城市生活的异质性、多样性、丰富性为文学提供了天然的舞台; 城市化进程直接制约了城市文学的发展状况。[关键词] 城市　文学　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化一方水土与一方生灵有着至亲的、细密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一个城市与这个城市的文学竟然也有如此神奇的关系。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命运, 于是, 一个城市的文学也具有了相同的命运。对文学来说, 城市是其最主要的描写、反映的对象。当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出, 并日益向文明时代迈进之后, 乡村与城市便成为人类最为主要的栖居之地、生存空间。从古至今, 描写城市的文学作品同描写乡村的一样不计其数。早在汉代,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便对长安与洛阳作了铺张扬厉的描绘, 左思的《三都赋》则更其详尽地展示了古代京都的繁华。此后, 在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代拟话本以及明清小说中, 描写城市的作品不绝如缕。在近现代, 这类作品更多。施蜇存、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以及张爱玲、苏青的小说, 为我们展现了现代上海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 北京四合院的古朴生活也在老舍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描绘。一、城市生活的异质性、多样性、丰富性为文学提供了天然的舞台文学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城市本身, 而在于描写生存于其中的人。王安忆就曾说过:“ 我本人在写作时从不考虑是写城市还是写农村, 对我而言, 城市、农村是一个舞台, 是一个场景, 它们能让我的人物活动起来。”① 王安忆还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的确，都市与女性的关系自现代以来就纠缠难解。所谓都市，是指现代社会工业化、科技化和商品化所逐渐产生的城市人的文化话语环境。都市作为城市的一种形态，代表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溯源都市与女性的关系，涉及到城市化进程问题。因为，是城市化进程把女性从“闺房”的幽囚中解救出来，让她们逃离了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田园，步入了都市空间，实现“地理的突围”，从而为她们进行性别突围建构了基础。 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兴起, 既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兴起相关, 又是一个与全球接轨的现代化过程。首先我们就要提到的是“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这是一个清末民初出现在中国现代大都会上海( 后来也转移到北京和天津等城市) 的通俗文学流派。它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受众的接受传统而继承了古典小说的表达手法( 以长篇章回体和短篇传奇为主) , 另一方面又是大都市现代传播媒介兴起的产物, 作品主要刊登在《民权报》、《申报》等报纸,《小说丛报》、《礼拜六》等杂志。其主要作者为徐枕亚、包天笑、秦瘦鸥、张恨水、范烟桥、恽铁樵、周瘦鹃等。其内容也是五花八门, 但以才子佳人、婚姻恋爱为主。 这一流派曾遭到新文学运动的激烈批判, 认为它是封建阶级和买办阶级趣味在文学上的反应, 是封建遗老遗少的文学。近年来, 研究者对这一流派进行了重新评价, 认为“说这一流派反映了封建地主和洋奴买办阶级的文学集团是缺乏依据的，他们对劳工和劳农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认为“这一流派是以都市通俗小说为其主要特色。它继承了中国小说的衣钵, 而又以反映都市生活为主,说它是一个中国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流派是符合它的创作概貌的”。现代中国城市化( 工业化、人口集中) 过程是这一流派产生的背景, 大众传播和文化消费的兴起是这一流派产生的动力。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城市兴起之初, 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勃兴, 以及市民休闲娱乐生活的丰富, 都会出现通俗市民文学。文学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固然重要, 但它的娱乐功能也是不可或缺的, 尤其是对普通市民而言。这种情形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市民通俗文学的兴起很相似, 但总是遭到一些人的简单否定。蝴蝶鸳鸯派的问题当然很多, 比如, 它没有找到一种当时的语言和形式, 而是像“蟹寄生”一样寄宿在传统文学的形式之中。创造一种新的形式, 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特别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的功绩。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又一次城市文学的高潮, 其主要作家是叶灵凤、张资平、曾今可、章克标、刘纳鸥、穆时英、茅盾、丁玲、张爱玲、苏青、徐訏、无名氏等。这一批城市作家的小说, 与京派的“乡土小说”和“乡土文化中的城市小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城市类型的不同, 造成了其创作风格的巨大反差。活动在古都北京的京派小说的文化依据, 是历史、传统或文化人类学的, 其主题多为传统市井风俗, 底层劳动者的遭遇。像《骆驼祥子》那样的小说, 其主人公的核心价值就是传统的农民价值, 以身体能量换取生活资料。他身上没有觉醒的城市意识, 更无法进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