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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机构与新教育的互动(共5205字) 一、新教育中国化思潮下对创设现代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呼唤 由于对中国开展新式教育缺乏必要和深入的研究，故而20世纪初引进的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眼界，但其实际成效不大。众多教育家认识到抄袭和模仿的教育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性，主张进行中国化改造。如1924年，舒新城在反思道尔顿制时指出:“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1927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问题，他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而且非经专家长期的研究与实验不可。”［2］23面对这些问题，近代教育家们开始认识到开展教育实验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成立了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社团，各地区也成立了诸如广东教育总会、上海教育会、中国教育扩张研究会等组织。虽然这些教育社团和组织在教育改革与实验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它们缺乏政府的直接参与或支持，组织结构比较松散，人力与经费也难以集中，且时办时废，难以组织起系统深入的教育研究。即便是当时大学中的教育系和教育科，庄泽宣也批评说:“中国现在有少数的大学也设有教育科或教育系，还有几处高等师范和若干中等师范，但多半是训练师资而非教育研究与实验性质的，人才与经费又不集中，效果很小”，因此，他认为要系统深入地研究教育科学，就“应当选一个全国适中的地方设一个教育研究所专做这件事”［2］35～36。 1928年8月，陶行知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也提出设立教育研究所方案。他在提案中指出，中小学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实地试验，才能免入歧路。“吾国办教育的人，多半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一国拉厌了，又换一国……我们应当觉悟，惟独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建设适合国情的教育”。他认为应该由大学院设立教育研究所，聘请专门人才，分工研究。所中大部分的工作要研究实验中小学教育［3］。事实上，关于筹设教育研究所一事，蔡元培早有提议。如1918年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蔡元培针对我国旧教育中的种种不良现象作了一番批评后指出:“吾国教育界，乃尚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之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须设实验教育之研究所……如此，则始足语于新教育矣。”［4］1922年蔡元培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建议:“省立或区立大学所设之高等学术机关，先设地质学、生物学研究所，以考求本地原料。设物理学、化学研究所，以促进本地工艺。设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所，以考察本地之人情、风俗、历史，而促其进步。设教育学研究所，以指导本地教育家。”［5］在蔡元培看来，新教育应始于教育研究所之创设，而教育研究所之设立又应进行实验教育和指导教育，为新教育服务。可见，当时的教育界已意识到生长在外国土壤里的东西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也已认识到教育的“中国化”问题。他们在探索新教育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日渐认识到创设专门教育研究机构进行教育研究与实验的必要性。 二、现代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创设以服务于新教育中国化为主旨 抗战结束前，我国实有国立中山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等4所高校创设了教育研究机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1928年2月正式创办，它开辟了我国设立专门教育研究机构之先河。该研究所的创设意图很明确，诚如创办人庄泽宣所阐述的那样，一是因为本校“乃中山先生手创之唯一大学，为谋中国教育问题之研究与解决，应有教育研究所之创设”;二是鉴于当前“国内的教育太外国化而不合于国情”［6］，再如后之所长崔载阳认为的，研究所的创办乃是“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改造成了迫切的要求”［7］。因此，他们认为中山大学应该创办一教育研究机构为新教育之中国化作出贡献。1932年，《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章程》明确规定，研究所的任务就是研究教育实际问题、培养教育学术专家和搜集整理并编纂各科教材。研究所会同附校，从事有系统的教育实验工作，由本校划款补助之;研究所注意教育调查，分别调查本国及外国教育实况，并发现教育问题［8］。1933年主任导师李建勋在研究所开学典礼上，阐述了创设研究所之目的，他说:“试观我国教育之一切制度方法等，皆为抄袭得来，自己独出心裁，另创方式实难见到……但我国内大学尚无研究院之设立，试问专门人才从何而出……我国大学毕业生对于学术研究上没有贡献，这便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