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将民歌引向净土.docVIP

春风化雨，将民歌引向净土 　　今天，当《快乐小歌手》《音乐快递》等一台台新颖多彩的娱乐性儿童音乐节目在荧屏上热播，已经跨入爷爷奶奶辈的50后、60后聚在一起时，依然会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一分钱》，这是对当年美好童年的集体式回忆。是啊，曾经在全国活跃的一批资深年长的儿童音乐词曲作家，他们创作的少儿歌曲穿越时空，至今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在这群老作曲家里，89岁高龄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何振京，至今精神矍铄，保持着一颗童心。 　　何老师60余年笔耕不辍，创作的儿童歌曲《小溪再也不孤单》《那就是台湾我的家》《多么美》《春水鸭》《高高苗岭什么最亮》……曾经流传于那个时代的少年儿童中间，影响至今。在我们这个有着超过二亿少年儿童的国家里，专业从事儿童音乐创作者寥寥无几，当前的许多创作者大多来自大中小学、师范院校、各地文艺演出团体以及少年宫群艺馆。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理论学科知名教授，何老师的本职是音乐教育家，培养出的音乐名家不计其数，有王立平、储望华、鲍元恺、梁茂春、万昭、蔡良玉、朱仁玉、郑伯农、李春光、舒泽池等等。但由于长期工作在少年儿童集中的附中环境，和孩子们频繁接触，对少年儿童的感情自然融入心中，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进而激发出何老师创作儿童歌曲的极大兴趣和热情。 　　从创业到退休：任课时间最长资历最老 　　何振京和夫人洪月华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理论学科的元老。五十多个春秋，理论学科经历许多变化，如今，何振京与洪月华是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二老先后被调到大学本科任教多年，但对附中贡献最多，可以说，从附中作曲理论学科创立到今天，何老师见证着这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伴随着一个个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何振京说：“我于1949年10月由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转入中央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本科就读，1955年毕业留校，分配到本院附中工作，并担任视唱练耳和音乐名作课的教学工作。那时上海音专或老音乐院的音乐名作课的内容是西洋古典音乐欣赏，在我去之前，当时本课在附中是教务主任黄祥鹏担任的，我俩商量这门课应加入中国内容，其中还理应包括民族民间音乐部分，于是做了分工：黄翔鹏负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音乐创作领域，我担任民族民间音乐的课题，西洋传统音乐方面，则请陈宗群老师兼课。当时，我没有任何教材，只有现趸现卖，仓促上阵。 　　“1956年起，附中决定创建理论学科、民乐学科和声乐学科，学制定为四年，并于当年招收第一班新生，面向社会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教务主任黄祥鹏约我一起进行理论学科的筹备和招生工作，研究设置专业课程等具体事项，我还被指定为学科负责人，担任歌曲作法大课、民族民间音乐大课和课下辅导，以及其他专业的民间音乐共同课。第一期招进的四年制理论专业学生真不少，有梁茂春、万昭、蔡良玉、朱仁玉、杨长庚、冯少佳等，以及作为插班生的李春光、储望华、黄培钧和郑伯农共二十余人。 　　“理论学科的教师是比较辛苦的。他们除了担任本专业学生的专业课和专业活动之外，还要挑起全校各个班级的视唱练耳（分组）课的重任，以及专为这些学生毕业之前单开的乐理课、和声课的授课任务。我在理论学科任教几十年，于1990年底退休，见证了学科创建时期的艰苦、同事们的奋进与辛劳。理论专业的毕业生无论升学还是参加工作，大都没有辜负学校的培养，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担当了重任。” 　　也许，这就是一名教师最大的乐趣和欣慰，当你亲手把一个个满脸稚气的红领巾培养成能在五线谱上畅想未来的音乐家时，所有的辛苦和劳碌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了。 　　副业变主业：能背唱上百首民歌 　　说到教授民间音乐课，何老师自谦地说：“我当时只是热爱民间音乐，没想到由副业变主业了。” 　　那是中央音乐学院建院初期，时任学院副院长和党委书记的吕骥大力提倡师生向民间学习。学习民间，在音乐学院先是“请进来”，然后是“走出去”，一方面请来全国各地的民族歌手、民间乐器演奏家来学校表演和教学；另一方面组织师生下基层采风，学习当地民歌和民间音乐。当年，各地民族歌手风尘仆仆，应邀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为校园平添一道亮丽的风景：陕北歌手张天恩、青海花儿王朱仲禄、山西左权民歌手刘改鱼，以及后来的云南、贵州少数民族歌手，内蒙古二人台艺人，说唱音乐单弦、京韵大鼓演员，戏曲河北梆子、昆曲和众多民族器乐传承人都来到音乐学院传经送宝。 　　1950年冬，民乐系部分师生赴河北省遵化县采访归来后举行的汇报演出，引起全院重视。1954年，学院组织作曲系师生二十多人前往内蒙古河套地区采风，何振京和全班同学第一次参加了零距离接触原生态音乐的活动，兴奋与幸福交织，师生们受到了心灵的洗礼。从1957年起，这个理论学科决定将采风作为每年一次作曲系的公认制度。 　　1957年初春，利用寒假短暂的宝贵时间，附中理论学科主任何振京得到教务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