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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际语言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做出的重大决策。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已经走到世界强国舞台的中央。中国与世界正在形成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国际竞争力多极化、多元化态势下，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的竞争力。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交锋、交融愈加频繁和激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日趋紧迫。 　　一、国际语言能力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支撑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时强调：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这深刻指出了语言在认识和沟通世界、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关键作用。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承载体和传播媒介，语言渗透在国家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传承和创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建构着一个国家深层的社会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的行为和决策。语言的多样性塑造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文化生态。在世界不同文明的创新发展、交流交融中，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发挥。语言成为沟通一国与世界的关键纽带，也塑造着一国对他国社会文化的基本认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本国母语的保护与发展。如早在1539年，法国就颁布了《维莱科特雷法令》，以期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强化和捍卫法语的社会地位。1883年，法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语言联盟――法语联盟，致力于推广法语和让法国文化走向世界。普法战争后，法语联盟还起到了修复国家威信、重塑法国人信心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一通用语种，英语显示了得天独厚的国际语言优势。英美国家借助语言优势，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目前，在欧盟有超过77%的人认为儿童应该学习并较好地掌握英语，以期在未来的工作中拥有更大的就业机会和可能性。诸如瑞典、荷兰、丹麦等这些英文普及率较好的国家里，很多人的英语水平都接近母语水平，这也为他们在竞争中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语言优势。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时代，语言能力已经远远超出语言学的本体学术范畴，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资源也成为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后殖民时代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三个法宝。“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①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要素，成为一种最微妙的权力手段征服着人们的心灵，改变着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只有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进入这个国家文化灵魂的深处，全面感受其所体现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智力、精神等方面的遗产②。国际语言能力正在演变成为国家硬实力，在全球竞争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语言为主导“软实力”的实践活动也被定义为间接的“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实现着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enan）所提倡的以文化接触为手段来传播信息、相互沟通、增强理解、打消世界矛盾和差异的目的。 　　二、中国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状况分析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际语言能力建设。早在1941年的革命时期，就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成立了俄文大队。1944年在俄文科基础上增设英文科，并成立延安外国语学校。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为新中国外语人才培养和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和人力资源。1962年，根据新中国外交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批准《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时提出，要逐步开设新语种，每年增加五种左右，10年到20年内争取将世界上的主要语种都开办起来，外语数量达到74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实现了大发展大繁荣，对外交往的范围和深度也不断加深，“走出去”的主动态势更加积极。当前，中国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机制，与诸多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众多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开展了文化交往活动，创建了与经贸合作、政治互信并重的人文交流机制。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育领域，自2004年开始设立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已在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