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理学名臣”对“道统论”的发扬.docVIP

康熙朝“理学名臣”对“道统论”的发扬 　　摘要：在清初政权儒学化的过程中，“理学名臣”注重恢复和发扬儒家的“道统论”学说。围绕这一学说，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推崇程朱理学、编纂书籍、发展文教事业，重塑社会风气等。“理学名臣”对“道统论”的发扬，不仅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也进一步促使了清政权的儒学化。但同时理学名臣的活动也触及到皇权。 　　关键词：“理学名臣”；“真假理学”；道统；治统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清初有这样一类官僚群体，史籍称之为“理学名臣”，他们既是学界的一方领袖，又是深居庙堂的国之重臣，在清初学术与政治重建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前人对“理学名臣”的研究成绩斐然。①但这些研究多为个案研究，还缺乏有深度、综合性的研究，忽略了“理学名臣”身份的双重性，割裂了政治与理学之间的联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②围绕“道统论”学说的重新发扬，通过考察“理学名臣”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探讨他们在发扬儒家“道统论”学说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一、“理学名臣” 　　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始自秦汉。即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事相关的学术活动，同时也是为帝国服务的官僚。[1]3明末清初政坛，涌现出这样一批官僚，史籍称之为“理学名臣”。“理学名臣”之名较早见于明代典籍。李贽所撰《续藏书》，其中有“理学名臣”之目，“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2]702其后又有不少以“理学名臣”为题名的著作出现，如杨??撰有《理学名臣言行录》二卷。孟化鲤撰有《理学名臣言行录》。[3]268 　　清初“理学名臣”一词也屡见于史籍和清人笔记。清代范?z鼎撰《理学备考》，“列有明一代讲学诸儒”，“卷一至卷六掇取辛全《理学名臣录》”。[2]877《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在述及汤斌所做《汤子遗书》时说：“斌与陆陇其俱号醇儒，陇其笃守程朱，于陆王攻击甚力。斌则根柢姚江，而亦能持新安、金溪之平。故二人异趣同归。其生平得力具见语录中，其他著述亦皆有体有用通达治体。洵不愧国家理学名臣之目也。”[4]394《榆巢杂识》有“理学名臣”条：“康熙初，圣教涵淳，人才蔚起，一时如张之端（鹏翮）、魏敏果（象枢）、熊文端（赐履）、汤文正（斌）、张清恪（伯行）、李文贞（光地），皆崇理学，践履笃实。”[5]14“理学名臣”在明代以及清初的学术史编纂过程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一类。但如何界定“理学名臣”这一概念，并不清晰，基本凭借编纂者的个人评判。从清人的描述中，“理学名臣”应该概括为信奉理学，在学术上具备一定的地位，同时承担着重要政府职务的官员。康熙朝“理学名臣”主要包括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张鹏翮、陆陇其等人。③ 　　康熙希望通过树立“理学官员”为榜样，来拯救清初的人心、风俗。他说：“朕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主。”[6]552统治权力的归属与人心密切相关，理学正好可以统一民众的人心，束缚百姓的思想。康熙皇帝尊崇朱熹，笃信程朱理学，“非《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6]309正因为统治者的需求，一大批“理学名臣”登上历史舞台。针对“理学名臣”的历史地位，邓之诚认为他们多利用学术，以此谋求高官厚禄，并不能挽救日渐衰败的人心。他说：“康熙时所谓理学名臣，汤斌、陆陇其稍有本末。余皆以此致身持禄而已。虽亦尊闽洛，而与其时名儒之在野者，不甚相涉。欲恃此数人转移风气难矣。”[7]104邓之诚之说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应看到康熙朝理学名臣在拯救道德人心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尤其注重恢复与发扬儒家之“道统”学说。 　　二、“理学名臣”对“道统”的恢复与发扬 　　“道统”学说，起于孟轲，经韩愈发扬，最终完善于朱熹。韩愈、朱熹皆认为上古有所谓“道统”，这个“道统”是被历代的士人加以传承的。“道统论”的本质是指谁继承了上古圣王的思想，谁对上古所传承的文化就有解释权。 “道统论”的问题，不单纯是学术问题，更关乎“治统”。杨维祯说：“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8]487钱穆说：“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刃锯更施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器”[9]357 　　正因为“道统”有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康熙帝非常重视“道统”，他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10]185康熙元年（1662），康熙帝“御制”黄帝陵文中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道、道统，昭垂奕世。”[11]387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率领礼部前往国子监举行临雍大典，宣布以“圣人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他说：“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伦善俗，莫能外也。”[12]康熙认为只有“兴道”才能“致治”，提倡“道统”是手段，维护“治统”是目的。康熙十六年（1678），康熙说：“自尧、舜、禹、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