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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 从教育理论的角度看，价值观教育无疑是中国教育存在的前提。但在目前的教育实践中，价值观教育长期处于模糊化、边缘化的困境。原因之一是对价值观教育的必然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自洽性原则认识模糊。只有重视价值观教育固有的三个原则，才能改进现状，走出困境。《纪念白求恩》就是很好的例子。 　　【关键词】 价值观；教育；实践；困境；出路；必然性；实践性；自洽性；原则；纪念白求恩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教育理论的语境中，价值观是教育的基石。文以载道是自古以来的传统，韩昌黎所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即强调价值观是教育本身存在的前提。反映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则是《义务教育法》第36条――“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寓德育于教育教学之中”，以及《新课标》中明确指出的课程目标――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今天，这些本来无可争议的原则，却正遭受现实的挑战。在教育实践中，价值观教育频频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在文明冲突和话语权争夺战的大背景下，这固然可算东西方文明交流过程中此消彼长的必然反映，但究其成因，则是长期以来对于价值观教育三大原则――必然性、实践性和自洽性重视不足所造成。 　　关于教材《纪念白求恩》的存废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反方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有“强迫”之嫌；而文章又过于简单，“小学中年级学生也能读懂”，因此应该舍弃。而以刘国正先生为代表的正方则逐条否认。这次争论一方面清晰、直接地反映了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也为价值观教育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契机。 　　本文以争议为剖析样本，从价值观教育三原则入手，尝试对如何走出困境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价值观教育的必然性原则 　　价值观是任何思想体系的基础，这也就决定了价值观教育在相应教育体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重要性完全来自其内在属性，并不受外界尊抑褒贬的影响，这就是必然性原则。用中华文化传统来表述，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大道，或者说价值观，它无所不在，是衡量世界的标准；它无时不在，是指导行动的尺度；它既是历史积累的宏观规律，也是行之有效的微观原则。所以，当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价值观的时候，这种教育确实不容忽视。 　　首先，我们知道中外教育传统都十分重视价值观教育的必然性原则。孔子的教育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苏格拉底则直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们都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反之，削弱价值观的教育必然导致教育核心的缺失，把某些技能的培养当成教育的主要目标，其结果无非是制造一台社会机器，而不是培养一批社会人才。 　　其次，我们注意到西方学校教育是从教会教育系统中分离出来的世俗部分，正如《圣经》所载“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教育存在双重来源――最主要的社会公共价值观和道德观仍由教会提供，而学校里的价值观教育则受到极其严格的监控和限制。例如：芝加哥大学就明文规定教育仅限“与教育使命相关的议题”，理由是“大学的目标特定且有限，故不可能对社会时事议题采取集体行动，而不危及自身的生存及效率”。因此不管是作为整体的大学，还是作为个人的教师都被禁止鼓吹除了学术观点外的个人的、政治的或者道德等方面的价值观。这无论与中国的传统相比，还是在现实的天平上衡量，情况都截然不同。因此，对“价值中立”等西方理论的使用范围不应随意扩大。 　　最后，在实践过程中，价值中立也很容易陷入困境。在教育者本身反对所传授价值观的情况下，一旦公然提出反对，那么价值观教育过程无疑即告失败；如果故意隐藏自己的见解，那么主观能动性就无从发挥作用，其结果就是教育的成效降低，教育过程最终趋向消极，而这正是目前常见的情况。可见，反对必然导致失败，则“中立”何在呢？ 　　回顾争论可以看到，反方对“毫不利己”价值观本身造成“强迫”的怀疑，缺乏足够证据，所以会遭到刘国正先生“因噎废食”的批评。对照必然性原则来看，真正的矛盾其实在于对“毫不利己”价值观的否定。对于这一点，现实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仅靠“毫不利己”的价值观教育固然不能直接通向大同社会，但是如果社会前进的道路上充斥着卑鄙、猥琐、背叛和残忍，那么这样一条用被压迫者血肉铺成的通道，绝不会有比地狱更好的出口。 　　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性原则 　　价值观教育首先是一种生活教育，而不是文本和教条。如果既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又无法在个人实践中检验，那么这种教育必然违背了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性原则。从书本到考卷的价值观教育，从中华文化的传统来衡量，正是“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例如：“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颜渊问仁，回答是“克己复礼”；仲弓问仁，回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马牛问仁，回答是“其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