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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跪礼的两点澄清研究 　　“以图证史”作为一种在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图像史学。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曾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图像证史》(Eyewi messing:The Uses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特别阐述了图像史学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中译本于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在中国史学界，人们对于图像材料的使用似乎并未达成图像史学的自觉，要么只是将图像材料当成插图，要么将图像材料当成文献材料的旁证，使用图像仅仅是为了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 　　然而，正如《图像史学》所援引的一个观点:“我们与图像面对面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图像隐藏着前人记录历史的密码，一幅图像蕴含的历史证词可能比一篇文献材料更丰富，这些证词包括图像作者自觉表达的“主题信息”，以及作者不自觉流露于笔端的“潜在信息”。 北宋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以摹写宋朝东京7}河一带的市井繁华景象为主题，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要了解北宋东京的城市商业史、社会文化史，《清明上河图》长卷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图像史料，这些历史信息非常直观地呈现在长卷的画面上;但《清明上河图》对于宋史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有心人如果仔细观察长卷的细节，还可以获得了解宋代桥梁结构、房屋形制、船舶技术诸方面的信息，这是作者张择端的画笔不自觉表现出来的历史证词。正由于《清明上河图》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因此还诞生了一门“清明上河学”。 　　不过本文关注的题旨不在《清明上河图》，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不便展开。我想展开考证的是两个跟传统跪礼相关的问题: 宋朝君主出行，所经之处的平民百姓需不需要伏跪迎驾? 宋朝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又需不需要跪着听审? 今天我们从舞台戏曲、古装影剧作品中看到的画面，凡臣见君、民见官，必定是扑通一声跪下磕头。但历史上的真实情形确是如此吗?我将运用宋人的图像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证明在宋代，平民见到君主，并不是非跪不可;平民诉讼，也不需要跪着听审。迎驾的场景宋代最著名的皇帝出巡事件大概是宋真宗封禅泰山，可惜似乎没有表现这一盛事的画作传世。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北宋的《大驾卤簿图书》，描绘了宋朝皇帝南郊祭祀天地的盛大场面，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制度的珍贵图像材料，但画面中并无围观的平民。南宋画师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倒有宋高宗赵构出使金营、街边百姓观看的画面，但其时赵构尚未登基，且金境平民已非宋民，所以此画也不能作为论证本文命题的图像史料。 　　但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迎变图》，南宋宫廷画师所绘，图画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绍兴十二年(1142)，宋朝使臣曹勋从金国接回高宗母亲韦太后，以及徽宗赵信的棺撑，韦后之弟平乐郡王韦渊在淮河南岸奉迎变驾。画面上，除了绘有归宋的太后变驾、迎变的宋朝官员，还有夹道驻足观看的宋朝百姓。皇太后的变驾，尊贵不亚于当今皇帝，但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围观的平民并没有诚惶诚恐跪下迎驾，他们的姿势、神态都相当随意、自然。显然，在宋朝画师的观念中，平民百姓置身于迎接太后变驾南归的场景中，是可以站立旁观、不必跪迎的。 　　我应当承认，作为验证本文命题的图像史料，《迎变图》是有缺陷的，那就是皇帝本人没有在场。不过我又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景德四图》中，寻得一张有宋朝君主在场的《舆驾观丫下涨图》，此图说的是因丫下水暴涨、惊动御驾，宋真宗亲自巡察7}河的故事。图中，河工正在扛背沙袋、抢修河堤，没有一个人因为皇帝驾到，跪伏迎接。这至少表明，当一位宋朝的画师在表现皇帝亲临民间的情景时，他会认为，画面上并不需要出现一个臣民跪迎圣驾的特写。 还有一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画《望贤迎驾图轴》，更有助于我们重建宋人迎驾的现场。此图轴所描述者，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咸阳望贤骤迎接自蜀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图像是历史的定格，那么这幅《望贤迎驾图轴》定格的便是李隆基在唐肃宗陪同下跟地方父老会面的那一瞬间，太上皇、皇帝、卫士、平民百姓，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因此，通过图像，我们仿佛可以回到历史现象，见证皇帝出现在当地父老面前的那一刻。 　　从图上，我们看到，当地方上的老百姓见到李隆基(红色华盖下着白袍的老者)与唐肃宗(白色华盖下着红袍的中年)时，有人激动万分，跪拜于地;有人以手拭泪;也有人对皇帝作揖行礼;有人驻足旁观。不见整齐的队列，没有划一的动作，显然官府并没有统一规划、预先操演。设想一下:为什么南宋的画家不画出地方父老跪成整齐队列迎接皇帝的画面?答案只能是宋人无此观念。因此，我相信，《望贤迎驾图轴》所表现的便是宋人观念中的迎驾图景:老百姓见到皇帝，可以跪拜，也可以作揖，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