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docVIP

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 　　一、飘海到高丽的东南商人 　　有宋一代，我国东南商人源源不断地飘海东渡，进入朝鲜半岛等地。据统计，仅北宋时期，我国商人东渡高丽贸易者至少有103批3169人，而文献失载者不知凡几。不过，细审其情形，到达高丽的宋商前后有所差别。在蒙古灭金直接与宋对峙之前(1234)，13世纪20年代蒙古势力已经影响到高丽，不过这一时期到达高丽的宋商对宋元关系尚无直接和明显影响，亦尚未为蒙元所关注。如: 　　(1227年)冬十月甲寅，宋商郑文举等一百十五人来。 　　(1229年某月)乙丑，宋商都纲金仁美等二人偕济州飘风民梁用才等二十八人来。 　　到了13世纪60年代，宋元关系已颇紧张，蒙元朝加快了灭宋的步伐，在大陆上攻城掠地的同时，开始从海上和其它侧面钳制宋朝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对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施加压力，命令其断绝与宋往来。这一时期宋商的飘海活动开始受到蒙元王朝之关注，并且在实际行动上受到蒙元和高丽政策的限制。 　　《高丽史》卷25记载: 　　二月庚子，以济州副使、判礼宾省事罗得璜兼防护使。朝议，济州海外巨镇，宋商、岛倭无时往来，宜特遣防护别监以备非常。然旧制但守倅而已，不可别置防护，遂以得璜兼之。 　　从上可见，济州岛是宋商东渡高丽的交通要道、重镇枢纽。以前高丽对这一个地方并无政治上的特殊考虑，然而现在不同了，由于蒙元王朝的压力，高丽王朝对该地区宋商的活动监护不力，引起蒙元警觉和施加惩罚，迫不得已自己暗中加大管理力度。正因如此，高丽王朝在这里增驻防护别监一官，随时控制局面。 　　不过，高丽王朝在济州增置防护别监，显然并非实施蒙元王朝意志，相反很可能便利了宋商的往来，致使这一时期宋商在宋丽之间活动非常活跃。 　　《高丽史》又记载1260年事: 　　冬十月甲寅，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太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予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仁俊等不能禁。 　　这一条史料本来记述高丽宦官对宋商的侵夺问题，然侧面则反映了当时宋商活跃到可以与高丽王朝政府机构直接交易，影响着其财政经济。 　　宋商的活跃结果还是引起蒙元王朝的警觉，以至于忽必烈派遣断事官为使臣，直接入丽责问。其诏书云: 　　陪臣元傅等奏陈头辇哥国王、行省官等扰害数事，今使对辨，皆是不实。复言非卿亲所闻见，得之他人，此殆非出卿意，若辈小人所为。曩者卿尝谓朕:“毋听小人之言。”朕谕之曰:“朕于小人之言，或曾误听。第朕不自知，卿慎勿听也。”自今观之，卿亦听小人之言，宁非显然?若辈小人又陈说前代故事暨祖宗法度，虽有前代故事，或卿祖宗法度，岂无善与不善?当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可也。朕于卿岂肯用不善之心?若欲用不善之心，当在去年矣。如前年有人言，高丽与南宋、日本交通，尝以问卿，卿惑于小人之言，以“无有”为对。今年却有南宋商船来卿私地，发遣行省致诘，始言不令行省知会，是为过错。又见有将到日本国归附高丽人说:“往者日本岁贡高丽。”又前年卿承当括兵造船至今未见成效，托于林衍擅权，事非由己。朕若此后再用小人，卿宁复指以为辞?卿国虽小，卿亦是一国之王，黜陟威福，或是或非，当自己出。如专任不善之人，则不善之事止及卿身。 　　1269年，蒙元已经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加以密切监督管理。然高丽仍不断接待宋商入境，只是宋商往来由高丽王私底下安排活动，力图蒙蔽行省，不使元人察觉。不过高丽内政混乱，还是有人向行省透露了消息，结果引起行省责问，元帝发怒。 　　即便如此，高丽王朝最终仍未拒绝宋商入境，宋商东渡高丽者仍然源源不断。据《高丽史》载，1271年征东行省向高丽王廷索贡，高丽王报称:“乌梅、华梨、藤席元非所产，昔于西宋商舶得之，粗有若干，并此进奉。”1277年“五月壬辰，遣僧六然于江华燔琉璃瓦。其法多用黄丹，乃取广州义安土烧作之，品色愈于南商所卖者”。显然，高丽王朝经济上离不开宋商及其所带来的中国南方精美商品，高丽宫廷生活乃至向蒙元进贡都少不了这些东西。因此，直到宋朝灭亡前夕乃至灭亡多年，我国东南海商仍不断东渡朝鲜半岛。例如，《高丽史》载: 　　(1278年)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庭; 　　(1288年)戊申，宋商人顾恺、陆清等来献土物。 　　宋商飘海活跃了高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往。不但高丽因此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惠，影响颇为深远，而且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南部沿海，也留下颇多两国交往之成果。例如，宋有史料提及，“广州、泉南请建番学，高丽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上因策之以《洪范》之义，用武王访箕子故事。高丽，盖箕子国也。一时稽古之盛，蹈越汉唐矣。”可见在两国频繁交往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