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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中寻找他在性 　　伦理思考历来存在一种紧张：没有他人，将不会产生道德的问题，但对这种问题的解决在本质上又与他人无关，而只能是我与自我进行对话的结果，只有当我自己而不是任何他人告诉我应当如何去做时，我才算是做出了一种道德的选择，承担起了对这一问题的道德责任。这一紧张是道德问题最令人困惑之处，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学者试图一探究竟。对这种紧张，我们可以将它还原为一种关系，即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任何道德问题都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发生的，相应的，任何伦理思考也都是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考。进而，前述紧张可以被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道德起源的问题，二是道德判断来源的问题。道德起源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可以想见，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或世界上所有的人之间都是彼此孤立的，那么道德将无从发生。另一方面，道德判断则独立于自我与他人间的任何具体关系，只有当我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是完全独立于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时，我所做出的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判断。这种纯粹的道德判断在康德那里就被表述为“自律”，它是我的自我对我所做的命令和要求。纯粹的道德判断体现了一种自在自为的绝对善的理念，这是一种至善，也是一种不具有现实性的善。从这种纯粹的道德判断出发，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圣人的王国，却无法构筑一个人的共同体。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前面所说的紧张。当我从纯粹的道德判断出发来履行我的道德责任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真实的道德问题，因为他人被从我的道德判断中排除出去了。如何处理这种紧张是伦理思考一直致力于解决，却总是无法解决，又不得不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从自律到他在 　　一般而言，伦理思考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个人的完善，也就是塑造道德的人;二是社会的道德化，也就是培育道德的共同体。在逻辑上，这两个目标似乎是一致的，所有人的道德完善自然伴随着一个道德的社会。但在现实中，我们更常见的或一直所见的则是尼布尔所说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并存的情况。这表明了伦理思考在达成其基本目标上的失败，更具体地说，是培育道德共同体的失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缺少关于道德共同体的学说，相反，历史上每一种成熟的宗教都向信徒们提供了关于道德共同体一整套的说教。但在宗教共同体中，所有道德体悟都是神旨的映射，而不是个人的独立判断，道德选择的做出也不是源于个人与自我的对话，而是得自他对神旨的追问和倾听。换句话说，宗教共同体中是没有人的，自然更不会有道德的人。宗教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复制品，作为复制品，他们之间没有差异，或即使有差异，也要尽力消除这种差异，以尽可能地与神接近。所以，宗教共同体中不存在我与他的分别，也就没有我与他的关系，在理想状态下，宗教共同体中的所有人都是圣人，而在这些圣人之间是不会产生道德问题的。 　　宗教在向我们描绘道德共同体的任务上是失败的，而历史上那些现世性的伦理学说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没能取得成功。比如，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是一种非常严密的伦理学说，这一学说在“尊尊”、“亲亲”的原则下建立起了一个复杂的伦理关系体系，也将这一体系中的人们结构进了一个庞大的伦理共同体中。然而，这一伦理共同体的成员也不是独立的个人，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你、我、他，而是被抽象掉了个体性内容的君、臣、父、子，对他们来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先在的伦理结构强加给他们的道德要求，而不是出自他们独立的道德判断。当然，在长期的教化之后，共同体的成员可能已经把君、臣、父、子这种客观的伦理身份内化为其主观的道德认同，因而使他们的行为呈现出了道德化的特征。但在根本上，道德判断在这种伦理共同体中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相反，这种伦理共同体强调的是教化，是要通过外在的伦理标准来驯化个人内在的道德判断。所以，在理想状态下，这种伦理共同体中可以充满了道德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属于教化的结果，而非基于道德判断的自主选择。进而，由于道德判断的缺失，伦理共同体的成员虽然做出了道德行为，却不能被视为一个道德主体，而只是遵行了特定道德要求的伦理角色。由于不存在道德主体，由儒家学说向我们描绘出的，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为人们所推崇的伦理共同体同样不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回顾历史上的宗教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前者建立在神的复制品之上，后者建立在预设的伦理角色之上，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为道德主体的成长留足空间---虽然根据相应的伦理学说，这些神的复制品与预设的伦理角色都可以被视为符合道德要求的人，但对这种道德要求的接受和遵行却没能使他们成为独立的道德主体。进而，无论宗教共同体还是伦理共同体也都无法通过一个个道德主体的道德行动而将自己重建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有鉴于此，现代道德哲学在寻求建立一个不同于宗教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的道德共同体时，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对道德主体的建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