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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权力结构的失衡与再建 　　1三权的产生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都非常重视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把其视为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和全部工作与战斗力的基础、建国以后，我们仿照“支部建在连队”的模式，实现了“支部建在村庄”，到如今我国己有4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其中在中国近60多万个村庄建立了村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一级组织，自然相应地拥有着一些权力，在这里笔者把它归纳为“党权”。 　　村委会是1982年由广西果作村村民创造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被宪法确认为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性组织、)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依照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村委会成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根据霍布斯契约论的精神即权力让渡，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就必然也拥有着一些自治权力，因为选举就意味着出让权力，把权力出让给村民委员会、)那么村委会所拥有的权力，可以概括为“村权”。 　　任何一种权力体系，必然是呈现着一种金字塔式的上升模式、)在中国历代农村始终是这一金字塔最底层和政治统治最为薄弱的地区、)但是随着村民政治意识、政治素养的提高，他们不甘心一直被忽视、在现在的农村，村民通过手中的选票不仅可以决定村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党支部书记的人选，因而这里笔者把其总结为“民权”。 　　三权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他们各自代理人之间的力量博弈，更是领导权、自治权与个体权力张力的深刻表现、)党权、村权与民权在实际中的运转构成了现在的村庄政治社会生活，但是对其运行中的实态和矛盾却鲜为人所关注，然而这又是我们理解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而木文的研究思路就是从分析在村庄实际运行的这三大权力关系来对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同时提出自己的一些相应的建议对策。 　　2党权与村权 　　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决策是权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或者是说权力主要体现于决策之中、党权与村权的一个主要矛盾爆发点也是在于到底谁是一把手的争议上。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农村党支部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党支部要加强对村委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第三十二条规定:村党支部领导木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础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也拥有处理当地公共事务的权力，那么在处理村事上就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两者都认为自己是“一把手”，这样就会在工作决策中加剧两者之间矛盾影响团结;第二种是相互推脱，有利的事抢着干，没好处的事无人管，由原先的多龙治水变成无龙治水，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政治出现真空。第三种就是克里斯玛模式，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村民对村支书和村主任谁有威望有能力有根基村民大多会一清二楚的，强者就会被村民看做事实上的真正“一把手”，形成一元化领导。另外，在一把手的竞争中，除了个人因素外也牵涉到其权力的合法性，因为以村主任为代表的村委会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全体村民通过选举的赋予，而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党支部的权力合法性则是来自于党在新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地位，很明显这种合法性的获得相比于前者更有一种先赋性的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党权与村权关系的实质是外生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的关系，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关系，因而党权与村权冲突的实质就是外生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的冲突，是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冲突。 　　另外，针对全国许多地方实行着“一肩挑”就是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由同一个人担任，这样可以通过乡镇党委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可以有效地消解来自村民自治的挑战和潜在威胁。笔者不否认此举在一定程度确实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这样做却有可能会造成一人专政大权独揽也不能排除在口后的工作中，会渐渐地模糊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二者之间功能的界限，造成村支部不是村支部，村委会不是村委会的现象，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不可能从根木上解决党权与村权的权责不分界限不明等问题，它仅仅是从人事结构上解决了党权与村权冲突的发生可能性。 　　3民权与党权 　　在以前，村支书的选举是仅限于木村党员，有些地方甚至是上级党委直接任命，谁授权就向谁负责，权力的授源的不同决定了其工作倾向，村支部倾向于对上负责，贯彻上级意图，而由于村民对其当选并无多大影响，不免就就会漠视村民的利益。长此以往村民就会与村支部产生距离转而靠近村委会，一如何增科所做的解释:实行村委会直选后，村委会干部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的村庄当家人角色意识明显增强，而国家代理人角色意识和赢利型经纪人角色意识显著谈化而支委会特别是支部书记则更多地扮演着上级政府“代理人”和“盈利型经纪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