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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明的起源宋代学者的历史哲学 　　我国上古历史年代久远，文献缺失，难有确论，是肯定的。但是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以来，有极端学者以西洋科学观念为依托，主张用实证的方法重新整理国故，甚者提出“证全部皆真”的问题。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其实，对于任何古史文献，甚至差不多所有历史文献，要求证明其全部皆真，都是不可能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不会全部符合历史事实，即使符合历史事实，也不会全部能够由拿证据来而得到满意的证明。就是近现代史文献，也每每如此”。 　　提出“证全部皆真”问题的人，实则对于上古史官传统与史学精神完全外行，故其思想仅停留在西洋19世纪的科学知识水准上。因为设想让上古的所有史实都随时可以拿出多重证据，像法官判案那样，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史学的目的也并非如此保全证据。但是这样一种观念，却长期影响着史学界。近百年来，认为我国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看法十分普遍，其结果恰恰造成了一种最不科学的态度，即尚未耐心理解先人古史实质，就率尔误读，按照合乎自己是欲的观念将现代意识强加给古人。学者急于做出结论，所谓结论一旦出来，群起相应，不假思索。其实关于古书古史的理解和体认尚且存在相当的空当和余地，甚至可以认为，在诸多进化论史观的误读之后，真实的上古史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重写。 　　宋代学者带有义理意味的历史著作，近似于现代学术的历史哲学，虽与实证方法不同，但其学术作用不失于积极主动，其学术传统仍来自于久远。尤为重要的是，宋人追溯远古鸿荒时代，均以高雅的文明境界作为历史的开端，代表了古代史学传统中的一种重要趋向。本文尝试举出邵雍《皇极经世》、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刘恕((鉴外纪》与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为例，大略梳理了宋代史学中的四种倾向。一先秦时期的历史观念我国古代先秦时期有几种历史观念，似有若干合理性，值得注意，但何以如此，其真义一时尚不易判断，要之亦未可一概否定。譬如: 　　(一)由春秋时期的风胡子提出来的“石一玉一铜一铁”的“物质”的历史观 荀越绝书》:风胡子曰:“轩辕、神农、赫青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闲，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乎，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 　　(二)由战国后期的韩非提出来的“上古一中古一近古一当今”的“进化”的历史观琳非子·五蠢》:“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隧人氏。”(以下论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之世从略) 　　(三)由老子提出来的“道一德一仁一义一礼”的“退化”的历史观《老子·德经·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的弟子文子对此作了补充，将“道一德一仁一义一礼”归纳为“仁义一礼乐法度”:《文子·下德》:“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 《文子·上义》:“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 　　(四)由孔子提出的“大同一小康”的“退化”的历史观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谓小康。” “小康”是夏商周三化大同”是指三代以前的唐尧虞舜时期。小康不及大同，三代不及唐虞。劝《吕氏春秋》对于上古礼俗的记载，近似现代史学“母系社会”之说《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晋唐学者对此也颇有认同:惜书》:“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梁书》:“禽兽知母而不知父。”《修鬼书》:“知母忘父，盖亦禽兽。”《北史》:“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义近禽兽。”《唐书》:“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则父母等，都邑之士则知尊称，大夫则知尊祖，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以上几种先秦时期的历史观念，如果出于权宜方便，可以用“进化、退化”两种趋向加以论定，但实际情形要更加复杂。由此即可见古人历史观自先秦时就己十分丰富和多元化。 到了宋代，学者宗法儒家理学，追溯上古文明，提出若干历史观念，虽然看似一种“历史哲学”，其实仍有斟酌参考的价值。 　　二宋代学者的历史哲学 　　(一)整齐与逐节退化-北宋邵雍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