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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铜产量变动原因析论 　　宋代包括铜在内的各类矿产量都经历了由宋初恢复、发展到神宗时期鼎盛，再由哲宗以后渐趋衰落到南宋一撅不振的变动过程，同时宋代鼎盛时期的矿产量远超唐代。对宋代矿产量变动发生的原因，学界己有不少论述，其中技术进步、经营方式演变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然而至少就铜产量变动而言，这些因素的作用被明显夸大，和实际情况有不小差距。本文不揣浅陋，拟就相关问题试加分析，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铜产量与技术进步 　　李约瑟对宋代科学技术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此评价中的“任何特定问题”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显然不是指“任何问题所有问题”，不能因此一遇到宋代技术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比前代进步，更不能笼统地认为这种“进步”对相关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需要具体分析。有学者认为，无论在产量上或在生产技术上，宋代的矿冶工业都达到远高于唐代的水平。不可否认，宋代包括铜矿冶在内的矿冶业在生产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仅限于个别非关键环节。宋代铜的生产分为矿铜生产和胆铜生产，两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多有不同。矿铜生产大致可分为找矿、采矿和冶炼三大环节。 　　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找矿经验，能根据地形、地貌特征等判断矿之所在。唐代人段成式记载:“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燕，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清人屈大均记载:u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岭南当隆寒时，木不落叶，惟产铁之山落叶。盖铁之精英所摄，金克木之道也。”[#]但这些传统的找矿经验和真正的科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对于找矿未必真正有用。沈日霖懊西琐记》云: 　　粤西多宝山，然识之极难，虽老于此事者，亦不甚辨。辩之之法有三:……执此三者以求之，似无难也。然而难之又难者，盖有兼此三者而实非宝山，三者不得一而反为宝山，又有实在宝山，而非其人非其时，仍不可以开者，鬼神异物实式凭之。 　　显然，清代还使用这些不怎么靠得住的找矿经验，很难指望宋代找矿技术比前代有何进步。从采矿工具看，中国古代采矿技术长期以来没有新的突破。据泰安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省莱芜市铁冶遗址调查》:莱芜市古铁冶遗址的年代始于汉代，历唐宋元直至明代，从遗址发现的采矿工具主要有铁锤、铁斧、四棱铁钎、木锨、铁镐、铁棍。又据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在五道岭附近的冶铁遗址的矿坑中发现有铁锤、铁钎子。[7]明朝人陆容做园杂记》卷一四引忧泉县志》云: 　　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锤，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锤尖，惟烧爆得矿。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余斤，为 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 　　此忧泉县志》，据王菱菱考证，是南宋人陈百朋撰写的一部地方志。[9]这说明南宋己有了烧爆采矿法。从引文看，烧爆采矿应有较高的生产率，只是烧爆采矿之法的适用范围以及普及程度不得而知。同时，烧爆只是便于采矿，仍需使用“锤尖”。实际上在清前期，锤、尖等传统的工具仍在广泛使用。如云南采铜所用的工具有褪、尖、凿。褪“以铁打，如日用铁锤，而形长七八寸，木为柄，左手持尖，而右手持褪，一人用之。一以铁铸，形圆而稍匾，重三四五斤，攒竹为柄，则一人双手持褪，一人持尖”。铜矿石要经过反复加工、冶炼才能变成铜，其过程极其复杂。据南宋人陈百朋忧泉县志》: 　　(铜矿石)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 　　必礁磨为末，淘去粗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窖。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 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弧……次将弧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坪炼，如坪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如此详细的冶炼过程，未见前代的记载，宋代或有所改进，如陈百朋所谓的冶铜如“坪银之法”，实际上是指灰吹法，是利用铅、灰提取纯银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唐代己用于冶银实践，只是未见用于冶铜，宋代将其推广到冶铜，或是一种创新。总之，就矿铜生产而言，除烧爆法采矿和灰吹法冶铜外，宋代找矿技术、采矿工具和冶炼工艺未见比前代进步。至于胆铜生产，它是把铁放入胆矾水(硫酸铜溶液)而生产出铜，这种方法称为“胆铜法”，又称旦水浸铜法”，其发明至少当开始于唐末和五代初，但真正开始推广在是宋哲宗时期，是宋代铜生产技术的一种进步。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