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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丑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一、“审丑教育”提出的背景 　　审美教育从康德、席勒开始，有200 多年的历史了，而从孔子、柏拉图开始则有2400 ndash; 2500年的历史了。但近年来，审美教育或美育在中国却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有学者在康德逝世200周年(2004 年)和席勒逝世200 周年(2005 年)之时，撰文认为当今中国的审美教育思想还达不到康德和席勒的认识水平。有学者则提出了“美育内容和形式的滞后性”。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审丑教育的命题。“审丑教育”的提法对某些研究审美教育的学者来说可能有些突兀和不可理解，审美教育或美育，怎么能以一个与美背道而驰的术语“丑”来表述呢?这不但污人耳目而且荒唐，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命题。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作出辨正，看一看审丑教育能否成立，以及其可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所谓“审丑教育”，其实是与近代以来艺术和美学出现的转型有关。栾栋在《感性学发微》中指出，18 世纪中叶诞生了美学学科，从此美学进入其正题时期即“美”学时期，到19 世纪中叶进入了美学的反题时期即“丑”学时期，在西方到了二战之后即20 世纪中叶就进入了美学的合题时期，这便是融合了美和丑、审美和审丑、荒诞和审荒诞、恐怖和审恐怖等多维的、多层的复杂立体美学时期。栾栋认为，美学的滥觞和片面发展是人类不成熟的一种理论表现。而且审美文化有一种贵族化的倾向，审美情结导致了人类不能直面和正视自己文化中非美因素的存在。美学理论研究也存在偏颇和狭隘化倾向。但在当代国际文艺思潮中丑学却异军突起，正不断冲击着美学的教条化与庸俗化……这些事实都表明，拓展人类的判断力必须丰富、补正和滋润美学。因此，栾栋认为，审丑和丑学的出现就可以补正人类判断力片面和狭窄的路径。由此他提出了“审丑近乎勇”这一观点。在19 世纪中叶美学的反题时期，德国美学家罗森克兰茨出版了《丑的感性学》(Aesthetics of the Ugly，1853 年。该书名不宜翻译为“丑的美学”，如果那样就造成了构词的语义自我矛盾)。他在该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丑的现象及其表现。在他的时代，感性学中的美的主角地位让位于丑，美学开始逐步让位给丑学。他指出：“我们生存于恶和恶事之中，不过也生存于丑之中。对畸形和难看形状，对卑鄙和可厌事物的恐怖，以无数形象，从侏儒开始直至巨大的变形，围绕着我们。从这些形象中，地狱的恶对着我们呲牙咧嘴地狞笑。”他还得出一个推断：“地狱不仅是一种宗教-伦理的东西，而是它也是一个美学的东西。”在他看来，美在丑中否定了自身，又在喜剧中恢复了自身。虽然他的理论还没有将感性学的丑与道德的恶区分开来，但是他对丑的现象的阐述还是传达出了当时从古典和谐美向现代崇高和严酷转变过程中艺术和现实(社会和自然)的丑的普遍性存在。罗森克兰茨的论述昭示了19 世纪下半叶和20 世纪审丑作为审美思潮和艺术思潮将会奔涌而来。 　　上世纪50 至70 年代，当代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一种艺术、审美和美学研究的矫情，即只能沉溺于和谐优美的情调当中，沉溺在鲁迅所讽刺过的那种十全病、大团圆的虚饰化审美及审美教育当中，而不能正视和审视从自然到社会、从个人到群体、从他人到自我的种种非和谐的、丑的存在状况，也没有产生审丑性、荒诞性的艺术作品。这一时期远不如中国近现代文艺，那时的文艺继承了古代艺术的审丑传统，从谴责小说到五四文学到1940 年代讽刺文学，从严肃文学到通俗文学都有这种传统的因子，作品都渗透着或浓或淡的审丑性。这一审丑传统在大陆被迫中断之际，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幸运地继承和延续了这个审丑传统。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就描写了跨国资本主义之下的台湾。他的小说揭露和批判了跨国资本主义和原住民狭隘的民族主义，描写了跨国资本对于地方文化和民众心理的侵蚀，对于跨国公司中台湾员工哪怕是高级经理卑微、扭曲人格的塑造，等等。这也是广义上的审丑。进入新时期以来，大陆文学和艺术复苏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原先那种纯净、纯粹、纯洁的作品被丑的、荒诞的、怪异的作品所取代。这就是涌动至今的当代文艺思潮和创作思潮当中的审丑。大量的审丑、审荒诞、审恐怖作品出现在当代文坛、艺坛，这是新时期文学艺术思潮的一个显著的审美特征。从宽泛意义上看，“审丑”可以涵盖“审丑”与“审荒诞”、“审恐怖”等，“审丑性”也可以涵盖“审丑性”与“审荒诞性”、“审恐怖性”等，只不过“审荒诞(性)”和“审恐怖(性)”是近20 余年来才在中国美学界出现的美学概念。 　　二、既有的审美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偏执 　　就传统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来讲，主要是从美学和艺术的正题出发，通过对美的理念的理解和艺术的演练而获得美的教养和审美素质。这对于处于古典时期甚至近代的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仅有这种只关注狭义的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