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变迁研究的困境读《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docVIP

从文化变迁研究的困境读《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 　　一、利奇与《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 　　利奇((1910一1989)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1933年大学毕业后到一家贸易公司中国分公司任职，但不久辞职回国，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1939年起开始研究缅甸的克钦人，然后参军(驻缅甸)。1946年担任伦敦大学讲师，次年获得博士学位。1953年起获得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1971一1975年任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975年被授予爵士爵位。主要著作有1954年的《缅甸高原的政治体制》,1961年的《普艾里亚:一个锡兰村庄》,1970年的《列维一斯特劳斯》以及1975年的《文化与交流》。利奇的象征人类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对神话、巫术、宗教、仪式等方而的研究。正如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所认为的那样，利奇，.·…不仅为英国同行所熟知，而且还是一位国际性的前卫派的社会人类学家”。 　　《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是他的成名之作。是利奇根据他对缅甸境内的靠近中国云南省的克钦人社会制度的田野调查资料而写成的。此书虽然关心的是缅甸东北部克钦人和掸人的社会，但它也想对那时的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有所反省和超越。正如利奇自己所说“本书意旨，不在成为一部民族志式的描述。有关的民族志事实在先前的文献中都有所记录。在我所处理的所谓事实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原创性的东西，倒是在对事实的解释中显现出来这种原创性。”利奇的这本书，是在向当时的社会人类学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是稳定的和内部一致的吗?这实际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问题。 　　此书写于1949年，当时是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功能论在学术界占上风的平衡论的社会人类学时代，平衡论的前提是首先预设社会是一个平衡的社会系统，研究的内容是出于此平衡系统中的社会事实。但利奇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实际上所谓社会人类学的事实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利奇也承认自己的著作也是在此前提下写就的，但与前人相比存在有两点不同，首先是限定了时间跨度，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稳定的结构大约可以保持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光景。其次，是在于想搞清楚平衡论假设的理想的模式是什么。这样他便引人帕累托的动态平衡的观点，认为处在平衡态当中的整体现象，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延展的社会系统。另外，帕累托所提出的有关从狮子型到狐狸型的统治形式的转换，也对利奇有很深的影响，这在后而所论及的有关贡劳制和贡萨制的相互转换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全书共十章，但谈论克钦贡萨社会的结构性范畴的第五章，就有九十五页之多，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而平时经典的社会人类学家所喜欢的实际的田野调查资料不过四十几页，余下的都是二手的民族志材料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利奇看来，他所提出的模式之不同于前人之处便是在此。他认为社会系统并非是一种自然的现实。对于民族志和历史的事实只有加入一种由人来构想出来的思想，这些事实才能显现出一种系统的秩序来，因而预先找到一套语言范畴，这套语言范畴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完美的顺序，然后再把事实嵌套在这个语言范畴的秩序当中，事实也便就有了它系统的秩序。这样，所谓的社会系统就成了一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实际存在于原始资料之间的那种关系。这样，利奇便与拉得克里夫一布郎的结构功能论有了实质性的分野。 　　在书中，作者对变迁研究中的三个范畴作了新的界定。首先是关于“模式系统”，在利奇看来，社会人类学家想要描述一个社会系统时，他所能描述的也仅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模型，即是人类学家所构想的“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的假设。其次是关于“仪式”，他认为，所谓仪式是“用来表达结构系统当中，一个社会人的个体的地位，在这个系统当中，他发现了自己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存在物。”对于这一抽象的定义有必要作如下的诊释仪式并非是依照先前的社会人类学家所界定的那样，是用来描述出现在神圣场合的社会行动，而是用来彰显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系统。最后一点对于利奇和当时的人类学界都颇具挑战性。利奇提出所谓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并非具有共同的边界的看法，既是认为，文化并非等同于社会，文化只提供形式，即是社会环境的“服装”。既是服装，便存在有多样的特性，而且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条件下被形塑出来的。 　　本书的主题是用克钦社会的政治活动来阐释社会结构的变迁。比如在利奇所谈到的克钦社会的政治活动当中，存在有两种对立的制度模式。一种是掸人的政府制度，这很象一种封建的专制等级制，另一种是贡劳制，这种制度实质上讲求的是无政府和人人平等。对于克钦人来说，他们既想接受掸王的封号以满足他们对贵族地位的需求，因而有拥护封建掸制的愿望。同时又不想尽他们向传统上的山官纳贡的义务，因而也倾向于拥护平等的贡劳制度，这样当地的克钦社区的政治制度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