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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气污染治理的政治学思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引发了民众对空气质量问题的担忧，也让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PM2.5--进入公众的视野。PM2.5是目前我国大气污染中最重要的污染物之一。这种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的PM2.5，事实上已在中国大城市存在了长达20多年，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被纳入国家空气质量评价体系。PM2.5引发的风暴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同时，由于经济和城市空前快速的发展，各种代际的污染问题在短时间内叠加起来，因此，就污染的形态而言，中国也已经进入了“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时代(张世秋，2012：491-499)。 　　对于这种严峻的污染形势，人们的追问在于三个方面：如果经济发展是不容妥协的，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政府承诺的治污减排为什么到头来是如此黯然的一张成绩单?对于我们休戚相关的空气，民众是否有权知晓它的真实状况?转换叙述的主体和追问的角度，上述的提问触及到了空气污染议题最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空气污染是经济发展，尤其是长期以来的地方发展主义所带来的结果。那么，如何协调和求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并且就空气污染的形态而言，中国业已进入了“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时代。这意味着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治理空气污染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对区域复合型污染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触碰到了中国现行制度架构和治理体制的边界，那么，国家治理体制需要进行怎样的改变以提高和实现其治理的绩效?最后，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状况却长期不被公众知晓，以空气污染治理为代表的一系列公共议题已经使得“风险”这样一种意识慢慢进入公众的思想观念中。面对诸如PM2.5这类事件时，民众对政府当局关于“安全话语”的叙述和风险管理的行为表现出渐趋增长的不信任。那么，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风险议题是否具有某种民主的意涵? 　　一、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治理的挑战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amp;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 　　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 　　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