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尚义精神剖析.docVIP

《史记》尚义精神剖析 　　西汉前期距战国未远，故战国士阶层独立自主崇尚功名的精神，于汉武帝时代沾溉尤多。秦亡汉兴，汉家酷法直承秦制，然暴秦仁义不施，亦牵动汉初上层社会极大关注。汉初以黄老思想领班，刑名与儒家之学亦有呈露。至汉武时公孙弘为相，儒家独尊已成不移之势。生于文景之治末期，而与汉武帝相始终的司马迁，固然对道家颇为好感，然对以仁义为本的先秦儒家更为亲和而向往。且于孟子思想，尤其是孟子的尚义精神，最为热衷讴歌张大弘扬。《史记》中最为鲜活、最能激愤而引人注目的精神，就是这种最具独立自主、崇尚功名，而且带有悲伤色彩的尚义精神。 　　一、《史记》对孟子尚义精神的承传 　　仁义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如果说孔子的仁学保留和发扬了早起奴隶制社会中还残存着的氏族公社时代才有的原始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那么，孟子尚义思想不仅属于修养范畴道德原则，更重要的是评判是非决定取舍的价值原则。“义”的崇尚，原本出于孔子，《论语·阳货》中孔子就说“君子义以为上”( 17、23，前为篇次，后为章次，以下《论》《孟》俱同) ，不过，这是针对子路“君子尚勇乎”问题的回答，是就“勇”相较而言的。孔子罕言“仁”，而见于《论语》者109 次; 涉及“义”者只有24 次。而对孔子的“仁”，“义”就属于其次了。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更为重要地推广扩展了尚义思想。而最能体现孟子思想与个性精神的则是“义”而非“仁”。前者见孔孟一脉相传，后者见出孔孟之差异。倘若“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的孔子语) 。然则是非分明，无畏勇为就近于义。仁义区别于斯，孔孟之不同亦在斯。孔子最向往的是“仁”，故其思想与哲学属于群体伦理性，因而重礼; 孟子崇尚义，属于个体人格化哲学，追求民主与自尊; 重礼者温和，企求社会的和谐; 张扬民主者严厉，对社会邪恶始终坚持批判精神。孔子的“礼”未免保守，孟子的民主显得激进。保守者缘于向后看的多，激进者多看到现在和将来。《史记·乐书》直录《礼记·乐记》说: “春作夏长，仁也; 秋敛冬藏，义也。”孔孟因所处时代与社会发展而有别，犹自然因四季的转换而不同。 　　儒道两家对司马迁思想至为紧要，对《史记》思想，言儒、言道、言驳杂，即就是儒亦有孔子与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之别，向来争论不休。哲学家主张吾道一以贯之，史学家尽管本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但面对纷繁史象、众多人物，不能不趋向于百科全书式的格局。缘此，过去我们曾认为史公以儒以主，兼及道、法，纵横诸家。这原本无甚大谬，但过于看重与孔子的关系，知其表而入其内不够，未免肤浅。流于大而化之，非常必要进而论之。 　　司马迁对孔子确实有着无限的尊敬与亲和，推为“至圣”，列入世家，以“绝大见识”“等匹夫于国君”( 李景星语) 。又有《仲尼弟子列传》光大其德，以及《太史公自序》对孔子修《春秋》的尊崇，洵为战国诸子所难比拟。对道家的看重，在于能采撮儒墨名法之长，“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语) 。作为政治哲学，属于道家支流的黄老之学，在汉武帝之前是成功的，实在是缘于西汉社会经济贫瘠实际的无奈，然当好黄老的窦太后寿终正寝，黄老也好，道家也好，这种流行社会上层的思想，似乎大多成了“殉葬品”，起码宣告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而且适应休养生息的黄老，在汉武帝经济蓬勃时期，再若以退为进作利器，自然退得老钝，而不适时用，投入型的儒家思想必然勃然兴起，建功立业就必然宜时而势在必行。作为人生哲学，特别是庄子齐物我超利害思想，在危乱衰世或许让人有所心动，而“用在现实生活中，显然很难行得通，也很少有人真正采取这种态度”[1]295，这在蒸蒸日上的文景之治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尤其如此。司马迁父子儒道思想的异同，正是这两种时代交换的微型标志，犹如战国晚季儒学大师荀况却带出进入统一时代的两个法家弟子---韩非和李斯。 　　对先秦儒家的选择，司马迁尊仰孔子及其仁学，在《孔子世家》中表现出无限敬慕。因个性气质与时代要求，孟子热烈激切的尚义思想与批判精神，对他就显得更加需要和切合。孔子把仁与义都作为道德范畴，《论语·卫灵公》孔子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言“义以为志”。包括其他场合在内，孔子的仁讲得比较泛化，属于人道与博爱，不大涉及具体行为与事物的价值。孟子也反对“仁内义外”，《告子上》说“行吾敬，故谓之内”[2]327，朱熹释此: “所敬之人虽在外，然知其当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则不在外也。”行为上的恭敬是从内心发出，所以说是内在的。但孟子反复强调义在行上的体现，并且对仁义有所区别。《公孙丑上》谓仁是“人之安危”，《离娄上》又进而辩说: “仁，人之安危; 义，人之正路也。”《万章下》云: “夫义。路也; 礼，门也。”《万章下》又云:“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