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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经典的世代更替 　　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有多种角度，比如，从国家体制的演变着眼，可以将西周至1911年间的中国文化划分为封建时代的文化、帝制时代的文化;从文化的载体着眼，又可以分为以简帛为书写工具的时代(东汉以前)、以纸为书写工具的时代(东汉末至北宋)、活字印刷时代(南宋至清中叶)、机器印刷时代(清末以降);从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管理形态着眼，还可以分为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古文化、近代文化;从“哲学的突破”着眼，则特别关注中国思想史上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这几种不同的角度之间，有重合之处，也有歧异之处，各有其阐释优势，又各有其阐释盲点，因而可以互补而不能相互取代。 　　从世代更替的角度选择中国文化经典，其首选无疑是“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五经”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时代落幕，文化史上的中古时代正式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始于秦始皇，帝制时代的前期常常被称为“中古时代”，其主体部分为秦汉至唐末。但就文化性质而言，汉武帝时期至盛唐才是典型的中古时代，其特征是，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在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古时代的落幕，文化史上的近古时代正式开始。帝制时代的后期常常被称为“近古时代”，其主体部分是宋元明清。但就文化性质而言，唐中叶至明中叶才是典型的近古时代，其特征是，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在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四大奇书”的崛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转型的标志，而“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确立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传统己日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之前，这个新的文化传统是西学与中学相互冲突和融汇的产物。 　　本文的讨论从考察“四书”取代“五经”的经典地位开始。 　　一、“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与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型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了经典意识，彼时有所谓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司马迁《史记》说到孔子删述“六经”一事，虽然自古以来争议颇多，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孔子确实多以《诗》《书》为教，有意识地强调《诗》《书》等典籍的重要性。荀子、孟子沿着孔子开辟的这条文教之路继续前行，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六经”的权威。 　　经典化指向的目标是文化统合，这一历程在政治大一统的汉武帝时期初步完成。由于《乐》经久己亡佚，汉武帝时期己习称“五经”，其经典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官方的制度性支持，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五经”博士的设立和“兴太学”政策。诚如《汉书·儒林传》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李泽厚在《秦汉思想简议》中指出:“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由董仲舒参与确立于汉代的政治一教育(士一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了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键之一。”在这个系统中，教育、举荐、考核人才的内容和标准，都以“五经”为主。 　　伴随着这一政治一教育系统建立的，是以“五经”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五经”成为政治、社会生活中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导权威。汉代著名的“春秋决狱”便是例子。汉昭帝时，有自称卫太子者诣阙，公卿一时不知所措，京兆尹隽不疑下令逮捕此人，其理由是:“昔蒯馈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从而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卫太子狱”的判决方式并非个案，事实上《春秋》大义己经广泛渗透到下自平民上至庙堂的社会生活。“五经”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从法律、政治、道德诸层而影响着整个社会。 　　自西汉至盛唐，经典的数目虽然不断增加，有“七经”、“九经”之称，但延续的仍是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这一体系从中唐起才逐渐被以“四书”为主的经典体系所取代。这并不是说“五经”就不重要了，而是说“四书”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更大，“四书”取代“五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西汉大儒董仲舒教人以“五经”、“六艺”为本，隋代大儒王通著《续六经》授徒讲学，唐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所看重的首先是“五经”。而中唐韩愈等人己注意到《孟子》《中庸》《大学》的重要性，发宋代理学之端，至宋代大儒如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虽然学术主张不尽相同，但在论为学次第和内容时都有相似的见解，那就是对“四书”的特别重视。诚如吕思勉所言:“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 　　“四书”替代“五经”，与经典诊释路径的转换有关，也与应对外来思想的挑战有关，前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