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的诗学价值的分析.docVIP

《沧浪诗话》的诗学价值的分析 　　从时间上看，问世于南宋的严羽《沧浪诗话》，离一般公认的诗话类著作的开山之作-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并不远，但相比之下，两者的差距却非常明显:《六一诗话》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可考的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话类著作，但其主要内容乃是记载诗人轶事及与诗歌相关的佚事逸闻等，属于文人闲暇之时聊资谈助类著作;而《沧浪诗话》虽沿袭了“诗话”的名称，且距《六一诗话》时代不远(同属宋代，北南之差)，却显然属于涉及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著作，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堪称一部有着相当理论内涵和独家批评风格的诗学著作。其在古代诗话类著作群体中，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值得后人研究和重视。 　　严羽的《沧浪诗话》从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5个方面展开论述，我们不妨以宏微观结合的眼光，从宏观到微观，对该诗话作较为客观而又扼要系统的阐发，从中一窥其内在蕴涵的诗学价值，并进而认识其作为一部诗话类著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总体上看，《沧浪诗话》全书5个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中，第一部分“诗辨”的论述(辨别诗道，也即辨别对诗歌之真理的认识能力)，似宏观阐发的成分较之其他部分更多些，其中体现严羽诗学总体主张和见解的内容也更集中些。 　　首先，严羽开门见山提出，学诗者须“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既包含认识，也包括见识、识力。在严羽看来，学习和创作诗歌，首先应具备这个“识”-对诗歌基本原理的认识、对诗歌技巧的见识、对诗歌价值的识力(判断力)，而要达到这个“识”，必须做到8个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从严羽对这8个字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他推崇的是自汉魏晋以迄盛唐时代的诗歌创作，其中特别是盛唐，似不可取，这是严羽认为的学诗的主导方向，倘不顺着这个方向，则入门不正、立志不高。正因此，严羽提出，“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这个从上到下，即从熟读《楚辞》开始，而后是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直到盛唐李杜二集。严羽认为，这才是“向上一路”-“熟读”基础上“博取”，而后是“酝酿”和“悟入”，唯如此，才能“直截根源”、“单刀直入”。在他看来，这个“路”(方向)很重要，“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鹜愈远”，与这“路”不一致，则再努力，也是白搭。笔者以为，严羽这里所提出的对诗歌创作和评论的认识观，很值得诗歌创作和批评者参考。严羽所倡导的，是他认为的诗歌发展的正道。有学者认为，这是与儒家提倡的“诗言志”不相合一的表现，因为严羽极力倡导的是楚辞，而不是《诗经》，也即他单言楚辞，不及“三百篇”，这是只从艺术着眼，不顾思想内容表现，忽略了诗歌必须反映现实的功能作用。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笔者以为，严羽所倡导的，其实是包括了楚辞、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等在内的整个这一路的诗歌，其中固然包含了楚辞(它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集中体现)，却也同时包含了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以及杜诗，后者所反映表现的内容和展示的艺术表现风格，其实与《诗经》并不相悖，更不对立(李白诗歌这方面近楚辞)。至于认为推崇楚辞，就是偏重形式技巧，推崇《诗经》，才是重视反映和表现现实，恐怕问题并不能那么简单地看，我们不能持绝对偏执的认识态度。严羽的诗歌主张中，固然有重艺术表现形式的成分-看重楚辞便有这个意味(这点从以下的论述中也可见出)，但并不等于说他只重艺术表现形式，完全忽略反映和表现现实内容，更何况，无论楚辞还是古诗十九首、乐府诗，乃至李杜诗，反映表现现实的成分其实都是占相当比例的，特别是古诗十九首、乐府诗，以及杜甫诗，更是以现实主义风格著称于文学史。当然，楚辞和李白诗的浪漫表现成分比较浓，确也是事实，但我们毕竟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 　　应该说，严羽的论诗主张，在《沧浪诗话》中所阐述的对于诗歌理论批评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的观点，最显独家特色的，乃是以禅论诗、以禅喻诗，或谓将对禅的比喻运用在了对诗歌理论主张的阐释和概括上。当然，对于这一特色，严羽或许未必是首创者，也并非独此一家别无他店，在他之前或之后(之后者未必一定是受他影响)，都有人多少曾论述过禅与诗的关系，如江西诗派，如韩驹、吕本中等，他们或以禅衡诗，或阐述禅义与诗教的关系。严羽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标举以禅喻(论)诗，并由此提出“妙悟”之说-由对禅道的概括和理解，联系到诗道，总结出“妙悟”的机理，便于人们对诗道(诗歌真理)的把握和理解，谓之:“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论诗如论禅”，“悟第一义”，“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很显然，道与悟是严羽以禅喻(御诗的核心概念范畴。这里所谓“诗道”，即诗歌的普遍真理，是严羽整个诗歌理论的根本基础，也是严羽诗学体系的基本命题和判断标准，由此生发出对诗歌史、宋代诗歌和论学诗的种种论断。笔者认为，如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