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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故事探索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涉及建筑、历史、佛教、文学等方面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它以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兴建的庙宇及其破败的过程为线索，反映北魏由盛到衰的转变，同时再现了历史大都市的面貌，展示了一幅广博的社会历史图景。《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内容繁杂，以致在题材分类上出现分歧，但杨衒之在创作时采用了非常巧妙的结构：“以城内及四门之外分叙五篇。叙次之后先，以东面三门、南面三门、北面三门各署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刘知幾第一次提出“子注”这个问题，据《史通》记载：“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之类是也。”原书在体例上除了精炼的正文还有大量翔实的“子注”作为补充，它的著述体例也因此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由于刻本连写在一起，正文和子注的分辨就很难确切判断，但是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凡记伽蓝者为正文，涉及官署者为注文。其所记载时人事迹与民间故事，及有炫之案语者，亦为注文。”[3]63这样的体例，使正文相对连贯、结构分明，但是将大量篇幅放在子注上，也会让子注浩繁枝蔓。本文试图对书中的子注进行整理分析，探究杨衒之在书中的思想情感。 　　一、《洛阳伽蓝记》的创作背景 　　两汉时期就有关于佛教的记载，佛教已在中国萌芽。但是那个时候佛学更多是作为神仙、方术之属，在皇宫和王公大臣中流传，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大的反响。到了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经典传译、讲习工作的展开，佛教的教义、思想被广泛传播。魏晋时期由于玄学兴起，佛教思想与我国本土思想相结合，佛学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魏书bull; 释老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时期，全国僧尼有七万七千，全国所建寺院六千多所。至北魏末年，全国僧尼增加到二百万，寺院三万多所。北魏佛教能如此兴盛，与北魏统治阶级的有力支持分不开。首先，处于上层统治阶级中就有许多人崇尚佛法。《魏书》：“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胡太后不仅从小对佛教耳濡目染，还亲自礼佛。其次，北魏王朝采取强制的行政措施，让佛教担负着“巡民教化、敷导民俗”的任务。北魏王朝建立了各级僧官机构来管理宗教事务，并且通过任命僧官来管理、控制僧尼。这在《洛阳伽蓝记》永宁寺中有所体现：“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由于长期战乱，人们对现世生活不满于是转向对来世的追求，使得佛教有了传播的社会基础。同时，出家为僧，能够避交租税免除杂役，从繁重的生活负担中解脱，所以佛教流传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也为佛教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统治阶级大力倡导兴建佛寺，在迁都后佛寺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后来北魏经历数次劫难导致北魏分裂洛阳残破，失去支持的佛教也随之衰败。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洛阳城的标志性建筑群，这些佛寺也就为后来《洛阳伽蓝记》创作的提供了源泉。 　　二、《洛阳伽蓝记》故事整理 　　由于书中主要记述对象的是佛寺，书中的异闻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许多与佛教灵验相关的的内容。“灵验”一词是指“因信仰神灵而导致的某种效验现象，一种超自然力量成就的奇迹”。2灵验在宗教里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人类行为的感应，不足为怪。由于这部分涉及宗教，和其他部分不同，所以将它单独列出进行分析。其他部分的内容概括说来即可分为“志怪、志人、志史、志俗”83 四类。 　　(一)伽蓝灵验记 　　全书五卷共记述了洛阳城四十三座大小寺庙，其中涉及灵验故事的寺庙就有十来座，占了较大篇幅。因为南北朝时期，烽烟四起、世乱民苦，佛像作为神灵的化身，往往也被赋予了预测吉凶、惩恶扬善的功能。首先，建造佛像时佛像是否能够建成，这其实就是一种征兆，预示着建造佛像的人的吉凶。在国家出现大的变故时，佛像也能有所感应。比如平等寺条有佛像建成以后显灵的记载：佛像建成那天孝武帝率百官参加百僧会，门外石像无故低头，仅过五月皇帝就被迫离开洛阳，这年十月高欢挟新帝迁都邺城，北魏灭亡。佛像低头就是后来北魏灭亡的征兆。还有佛像流汗的记载：寺门外有一尊灵验非常的高大佛像，每当这尊佛像面露悲容流泪出汗时，都预示着不久以后的灾难降生，佛像慈悲的眼泪似乎是对百姓生活不幸的同情，替世人扼腕叹息。第一次流泪预示河阴之变尔朱荣进入洛阳，屠戮百官，血流涂地。第二次流泪后不久北海王惨败，所率领的五千士兵，全部被俘虏，未有生还者。第三次则暗示尔朱兆进入洛阳，擒庄帝，不久庄帝在晋阳驾崩。表面上写的是佛像显灵，实际上却是现实战乱造成的生灵涂炭死伤无数的暗示。其次，佛像对世事能有价值判断，甚至能够惩恶扬善。如卷一昭仪尼寺：佛堂前生了株神桑，前来膜拜的民众甚多，但是皇帝却下令将树砍掉。砍树那天天降异兆，天空晦暗，树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