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国内“非虚构”文学写作研究综述.docVIP

2010年以来国内“非虚构”文学写作研究综述 　　一、命名之争：作为文本，或者方法 　　2010年2月，为发表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人民文学》单辟“非虚构”专栏，以收纳那些不同于小说、散文、回忆录等传统文体范畴的文学，编者为此做了专门的陈述：“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先把这个题目挂出来，至于非虚构是什么、应该怎么写，这有待于我们一起去思量、推敲、探索。”[1]这样的宽容姿态果然使“非虚构”成为一个“乾坤袋”，诸多似是而非的跨界文学都可往里装;然而也正是这种意味深长又愁肠百结的表述，引发了关于“非虚构”命名及其合法性的种种争议。 　　梳理2010年以来对“非虚构”持赞同态度的重要文章，如龚举善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5期)、关军的《不仅非虚构，而且写作》(《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3日)等，大抵未出王晖与徐成淼的早年观点，即将非虚构与虚构视为写作的两大类，其中“非虚构”囊括了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传记、回忆录、口述史、纪实性散文、游记等多种文类，其内核是田野调查、新闻真实、文献价值和跨文体呈现。对于“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区别，王晖认为，前者是文体，后者是文类，文类包含于文体当中。这就意味着小说既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非虚构的;非虚构写作既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学的。在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现实与虚构---当代文学文体批评论》(作家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王晖重提并丰富了他在1987年提出的观点，即将非虚构写作划分为“完全非虚构”和“不完全非虚构”两大类。其中，“完全非虚构”包括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实录体、新新闻报道、纪实性散文;“不完全非虚构”则包括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新闻小说、历史小说、纪实性电影、电视剧剧本等。这就进一步扩大了“非虚构”的外延，从而与国际文学fiction和nonfiction的文类区分惯例趋于一致，其特点是模糊内涵、扩大外延。 　　二、悖论与反思：人文精神困境与写作悖论 　　在对非虚构写作悖论的反思中，有几篇文章是特别值得提及的，如李丹梦的《“非虚构”之“非”》(《小说评论》，2013年3期)，葛丽娅的《作为“他者”的农村形象---“非虚构”农村文本的写作之反思》(《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龚举善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5期)以及林秀琴的《“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11期)等。无论是理论的高度、视野的宽阔还是思考的深入，这些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其提出的问题大抵包括这么两个方面。 　　(一)非虚构写作的人文精神悖论 　　李丹梦敏感地发现，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作品热衷于负面题材、敏感故事和边缘人群。作为对台阁化报告文学的反拨，非虚构写作当然应该回到严肃的批评视野，直击当下中国的苦难与疼痛，似乎非如此，便不足以够上“非虚构”的档次，更不能反映作家对吾国吾民的忧患意识。对此，李丹梦指出：这是以死亡、苦难和暴力为噱头，来投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和浅尝辄止的民生关注，其根源在于叙述主体的膨胀，在这种貌似庄严真实的写作姿态背后，一种急功近利的叙述主体自我神圣化动机呼之欲出。负面与边缘题材固然是真相的一部分，但并非真相的全部;“非虚构”若执拗于推介这些题材，是否会在加重不良公众导向的同时，落入从政治化走向台阁化的报告文学的窠臼?葛丽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非虚构叙述主体的膨胀导致了被叙述者(多数时候是农村)始终作为“他者”的形象而存在;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用不同的方式叙述农村，在满足写作圈子内部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借助农村和农民的苦难来开辟自己的突围阵地。王晖曾指出非虚构写作处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交汇点上，今日看来，这正是“非虚构”用大众文化思维炮制和兜售所谓精英文本的营销智慧之所在。知识分子渴望以公知形象返场，重建文学的公众影响力，大众希望通过点到为止的“深刻”来满足自己猎奇和自我神圣化的内心期许，多方利益合围，“非虚构”遂大行其道，因此李丹梦得出结论，“非虚构的出炉，乃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大众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成功合作，利益的交集或曰合作基点……《人民文学》于此看中的是正统风格的延续，对文坛的干预;知识分子则趁机重建启蒙身份，投射、抒写久违的启蒙情致;大众在此欣然领受有品位的纪实大餐。三方皆大欢喜，吾土吾民就这样被合谋利用了。”[10] 　　该结论气势磅礴又一针见血，所不足的是：李丹梦没有指出文学批评者也参与了这场利益角逐，事实上文学的边缘化引发的不只是作家，更有文学批评者的困境。当《人民文学》以“吾土吾民”“人民-大地”“困顿与疼痛”等大词征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