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两性伦理观的嬗变.docVIP

“十七年文学”中两性伦理观的嬗变 　　一、走出“闺房”：女性独立意识的强化 　　同五四作家们首先把目光投注于妇女解放一样，十七年文学也对女性的觉醒和女性解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十七年文学首先针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思想，进行了政治性的颠覆，处处流露出“政治挂帅”下的“男女平等”意识。她们要么已经走出家门，勇敢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如《红岩》中的江姐、《苦菜花》中的母亲和娟子、《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要么满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生产建设领域独挡一面，如《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创业史》中的改霞、《唐兰的婚姻》中的唐兰。 　　《苦菜花》中的母亲因为受到革命情感的激励，开始敢于反抗封建伦常，为维护自己的女儿而公然顶撞权威的族长。这种由政治革命和群众运动带来的巨大的现实改变成为母亲反抗封建族权、族规的力量源泉。“女儿有什么不对呢?她杀死了一家的大仇人，她和男人一样的上山下地。女人就该比男人矮一头吗?不能同男人一起作事吗?唉，女人，女人生来就命苦。啊，娟子!娟子是好孩子，不能让她受委屈，有多大罪自己来受吧。”这种渴求两性平等的意识“象是一把火从她内心烧起来，把她屈从哀怜的眼泪焚干了”。母亲以一种受难的心情反抗着世俗道德的苛责，她并不觉得娟子“抛头露面”有什么过错。在她看来，女儿和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没有理由要屈从于男人。 　　《创业史》中的改霞“象感觉冷热一样感觉到解放对她的影响”，因为政治上的“解放”使她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到县城当上了青年代表，并在万人大会上讲了话，从而使她成为村里村外的小伙子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伴侣。“解放”改变了改霞的个人命运，使她在婚恋选择上有了更多的机会。 　　《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是新时代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她泼辣、直爽、处处敢为人先。“李双双”这个名字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以前在村里鲜为人知，人们以各种称呼来替代她的名字：老辈人称她“喜旺家”或者“喜旺媳妇”;年轻人称她“喜旺嫂子”。她的身份需要以丈夫、孩子为参照，依赖她与家人的关系来确认。不论是何种形式的称呼，都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而采用的;而丈夫喜旺则称其为“俺那个屋里人”，有了孩子后，干脆叫她“俺小菊她妈”，甚至称其为“俺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表明的是一种所属关系和依附关系;“俺做饭的”则带有鲜明的尊卑色彩，说明二者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然而“大跃进”运动开始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李双双的名字随着那张大字报一下子“跃”了出来：“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鼓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他们男人来挑战”。双双的政治热情随着“大跃进”运动的高涨而迸发出来，这篇充满战斗气息的大字报，正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檄文，是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宣言。小说在结尾处则紧扣开头那段别有意味的称谓叙述，人们称呼双双为“双双嫂子”，从此双双真正成为“自己的”了;就连丈夫喜旺也一改以往的大男子主义作风，称自己为“李双双那个爱人”。 　　二、婚姻自由：女性对婚恋幸福的大胆追求 　　为配合新《婚姻法》的实施，提倡婚姻自由，十七年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批判封建残余意识为题材的作品。赵树理的《登记》中，小飞娥和女儿艾艾演绎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婚姻故事。小飞娥年轻时也追求美好自由的爱情婚姻，尽管她深爱着保安，却仍然屈从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并不喜欢的张木匠。她保留着保安送给她的那枚罗汉钱，并将其视为内心情感的一种安慰和寄托。女儿艾艾同母亲小飞娥年轻时一样美丽多情，但与母亲相比，她在追求个人幸福上更加大胆、率性和坚定。从她得知父母和五婶给她另外说亲起，她就一直积极想办法抵制这桩“包办婚姻”。她不似母亲小飞娥那样顺从地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而是自觉地拿起婚姻法的武器去与那些封建思想进行抗争，并与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者力图通过这样一“悲”一“喜”的对比叙述，让我们看到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戕害，同时也控诉了旧的婚姻制度和旧习俗对女性婚姻幸福的剥夺。 　　在评剧《刘巧儿》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反对包办婚姻的巧儿。她不接受父亲给自己包办的婚姻：“恨我爹从幼小儿给我把亲订，我和柱儿不认识能够随我的心，思前想后主意拿稳，等爹回家来叫他去退亲。”当得知父亲收了王财主的彩礼，要把她卖掉时，巧儿显示出了抗争到底的决心：“我不能让我爹将我卖;我不能嫁给这样的人。要是我爹不应允，巧儿我一定和他拼!”其次，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对自由婚姻充满向往的巧儿。退婚成功的巧儿心中充满了欢欣：“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当巧儿得知在劳模会上看上的赵振华就是柱儿时，后悔不迭，在李大婶的撮合下，他们私定终身，二人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