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苗疆走廊”的内涵及特点探讨.docVIP

“古苗疆走廊”的内涵及特点探讨 　　一、“古苗疆走廊”概念的缘起及内涵 　　于“古苗疆走廊”这一学术概念是2012年初,被贵州大学研究团队提出，一经提出便引起 学界的普遍关注。所谓“古苗疆走廊”，在明代的文献中称为入滇“东路”或“一线路”，指元明时期以后开辟连接湖广与西南边睡云南省的一条重要交通骄道。它起始地为今天的湖南省常德市，溯沉江水陆两路而上至贵州省镇远县，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黄平、凯里、麻江、福泉、龙里、贵阳、清镇、平坝、安顺、关岭、晴隆、盘县等县市后进入云南省，经过富源、沾益、马龙等地后至昆明。经过湘、黔、滇三省的三十余县市，全长一千四百多公里、约八万余平方公里面积、二千四百余万人口及二十多个民族、族群分布其间。元明清时期，在文献上所称的连接湖广与云南的入滇“东路”是连接中原内地与西南边疆间交往的第一首选要道，此外它也是在中国“朝贡体系”下与东南亚缅甸等国进行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著名“国际通道”。从地域空间上看，“古苗疆走廊”虽然主要指的是上述这条入滇“东路”，但随历史时期的不同也在变化，如明清以前从贵州西北进入云南地区的“西路”骄道，明代从广西沿都匀北上且与“东路”骄道紧密相连的“南线”，此外还有途径贵阳、遵义、四川纂江的“北线”，以及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连通的清水江、都柳江等水路，事实上逐步形成以“东路”为主干道的网状交通体系，因此都可视为广义上“古苗疆走廊”组成部分。 “占苗疆走廊”示意图说明:该图由杨志强教授提供 　　1413年的贵州建省及大量汉族“屯军”进入贵州，其初衷就是为了保障上述这条“古苗疆走廊”的安全。从民国早期追溯至明清时代，这条骄道不仅仅是云南与湖广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同时对沿线经过的中间地带，即后来有“苗疆腹地”之称的贵州省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封建王朝在贵州省推行的“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措施、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化”或“内地化”进程、贵州城镇布局和市场圈的扩展、“苗疆”这一重要地缘概念的出现和流变、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贵州文化“共性”与“多样性”的形成等等，无不与这条骄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苗疆走廊”系归国学者杨志强教授首先提出。他长期从事西南地区的民族历史及文化研究，从很早时期开始，杨教授就注意到从事贵州地方史、民族历史与文化以及汉族移民等问题研究的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十分关注这条骄道。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思考后，杨志强教授于2008年首先提起这一概念，并与贵州大学民族学团队曹端波教授等经过三年多的反复讨沦,2012年初，由杨志强执笔联署的《重构“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域、民族研究及文化产业发展新视域》先于《三苗网》进行发表，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被《中国民族宗教网》等多家网站转载，接着经修改后正式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 　　杨志强教授等通过对云南、贵州等西南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纳入中国王朝版图的政治整合过程的回顾与梳理，分析了元代开辟的这条连接湖广与云南的入滇“东路”，分析“古苗疆走廊”对周边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整合过程、族群在互动交流中的关系演变及文化特点等带来的影响，得出“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睡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一条动用国家力量开辟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且不断影响和辐射周边地区;“古苗疆走廊”以“国家化”及“汉移民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社会的整体性影响为特征，至今仍然是各民族、族群文化上频繁交汇和相互影响的交界地带，形成了极其复杂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族群关系及族群边界。在对“古苗疆走廊”沿线周边的民族、族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回顾基础上，文章进而在理沦上提出了新的思考，即主张将民族、族群研究置于具有整体关联的空间视野下，注重多样性族群文化背后的“跨民族”或“跨族群”地域下的文化整体性问题研究，对以往在民族研究中出现的用“民族文化”主观切割和分裂地域文化的整体性现象提出后现代的反思和批判。此外，该沦文还就“古苗疆走廊”作为文化产业的开发价值进行了初步沦证，提出今后应将“古苗疆走廊”推进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远景目标。 　　如何命名这条古骄道，以展现其厚重的历史积淀及多样性文化之内涵，也是杨志强教授及团队成员多年反复探讨的问题之一。“黔中走廊”“湘黔滇文化走廊”“西南国家走廊”等名称曾都是选项之一。然最终确定以“古苗疆走廊”命名这条古骄道，其理由有二:一是明代以后“苗”逐渐成为西南地区非汉族群的泛称，即与这条古骄道有着直接的关系;二是明清时期“苗疆”作为一个重要地缘政治概念的形成、扩展及消亡，也与这条骄道有关，加上贵州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苗疆腹地”，故最终选择了以“古苗疆走廊”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