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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西影电影创作问题研究 　　“十七年”中的西安电影制片厂1958年建厂至1966年八年间的电影创作，既与“十七年”电影整体的创作氛围相照应、与新中国政治风向、文化风尚相攸关，亦与西北地域文化、西影自身发展密切关联，为后来的西部电影的发展奠定了产业、艺术根基与文化取向。1958年8月23日，经过近三年的紧张筹备和辛勤建设，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建立。时任厂长钟纪明提出了“苦干三年，赶上老厂”的口号，为西影的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短期目标，以凝聚建设和创作的热情。而口号中的“老厂”，则是指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西影筹建之初，鉴于西北电影产业基础薄弱、专业人才相对匮乏的状况，中央文化部、电影局采用“请进来”和“派出去”两种办法，从各“老厂”抽调创作、技术和管理干部支援西影建设，同时组织西影实习团分赴各“老厂”学习创作生产及管理技术。新影和上海科影负责培养新闻、纪录、科教片创作者;而长影则充分发挥了新中国电影摇篮的作用，在编、导、摄、录、美、服、化、道等各个部门共22 个专业都安排了实习人员，为西影培养全套的创作人员、生产技术人员。 　　作为基础深厚的“老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了“十七年”电影中的众多经典作品。无论是缅怀战斗英雄的 《钢铁战士》《董存瑞》《上甘岭》，鼓舞生产建设的《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还是礼赞幸福生活的《祖国的花朵》《五朵金花》，都映衬着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时代主旋律，引领着新中国电影创作贴近现实生活、描摹家国理想的美学旨趣。西影成立初期的作品，吸收和借鉴着“老厂”在故事片创作生产中的成功经验。 　　虽然后起成立的西影由于现实条件限制，暂未涉足革命战争题材，但在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影片之中，却努力克服困难，提升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十七年”电影的优长之处，如关注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展现地域、民族的独特文化等等，在西影早期的电影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而西影厂的创作及生产技术人员在电影制作中所展现的意气风发、敬业奉献的热情，则与影片中所描摹讴歌的时代精神相映生辉。 　　正如同“十七年”电影描绘出一个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好图景，立厂之初的西影人扎根黄土、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也在精神气质层面为西部电影此后 50 年的创作实践奠基伏笔。1983 年 10 月，吴天明导演继任西影第三任厂长，再次提出“苦干四年，振兴西影”的口号，于此细微之处便可窥见西影文化精神的延续传承，正如吴天明本人所言“西影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坐着火箭一下子窜上来的，而是踏着前辈的肩膀站起来的”。 　　《雪海银山》1958 年 9 月 11 日开拍的《雪海银山》，是西影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时任厂长钟纪明亲自搜集资料，根据陕西省劳动模范、植棉能手张秋香的先进事迹写成文学剧本。影片由上世纪 30 年代便进入电影行业的老电影工作者孙敬担任导演，随西影实习团赴长影学习故事片摄影的曹金山担任摄影。影片创作正值西影建厂初期，在全国大跃进的风潮中，“边建厂、边生产”的口号显然也是顺应时代浪潮的产物。然而建设的热情对于西影的电影创作，却也实实在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老西影人的回忆中，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利用有限条件解决技术难题，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等等，都成为富于时代特色的集体记忆。 　　《雪海银山》与“十七年”时期其他“工农兵电影流派”影片相似，具有鲜明的主题立意和简单的情节线索。影片描绘了八百里秦川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讲述了生产队的植棉姑娘李春兰，与保守思想作斗争，向植棉能手张秀芳学习科学先进的植棉经验，最终解决技术问题，喜获棉花丰收的故事。片中主要人物的形象与生产建设题材的其他“十七年”电影相似，故事的主人公、生产队的普通劳动者，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新生活建设者、历史创造者的风貌，昂首阔步地登上历史舞台。而为主人公的行动带来阻力的角色，生产队会计、张秀芳生产队的植棉姑娘则被作为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的人格化符号，成为了需要主要人物以理晓之、以事实服之，进行批评教育的对象。 　　虽然影片中矛盾与人物的设计如今看来具有较为明显的图解政策的痕迹，但相较于同时期同类题材的影片，如《桥》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西影创作的《天山歌声》 《抗旱曲》等，便不宜求全责备，而应看作相同创作思路下，故事格局、编剧技巧的具体差异。而朴实无华的叙事中所蕴涵的乡土中国的生活细节、西北地域的人文风貌、切合时代的现实关注，这些西部电影美学体系的重要向度，从此时便已然开始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懵懂酝酿和构建。 　　比照20世纪80年代辉煌时期的西部电影，如《人生》《野山》《老井》《红高粱》等等，虽然这一时期的影片所讲述与反思的内容，已随时光的流转、社会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