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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母语迁移研究 　　作为当前我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是我国与世界多个国家双边及多边区域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中，都强调要深化与亚洲、非洲、欧洲等国家的合作交流，打造“一带一路”上的多个交通枢纽、商贸中心、物流中心、文化中心等。虽然各项合作交流工作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它们需要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不同语言与中文的交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工具，尤其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各项需要跨越国门的工作的重要工具，语言成为既具有传统意义、更具有现代价值的研究领域，不少既往的研究问题随着“一带一路”的兴起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其中母语迁移问题即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母语迁移概述 　　所谓母语迁移，是指人们在研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他们的第一语言，即母语原有的使用习惯会对第二语言的研习产生直接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有促进作用的，也可能是消极、起干扰作用的。事实上，在外语研习的过程中，母语迁移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一直受到语言学界乃至其他学界的广泛关注。 　　母语的迁移问题原本并不是新的研究领域，它至少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成为应用语言学中的一个研究体系。这一时期，在第二语言的研习中，母语迁移与行为主义语言学共同构成了语言对比分析的研究基础，在第二语言研习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十余年后，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影响下，语法的普遍性观点被众多语言学家所接收，他们频频对行为主义语言学进行抨击，其间对母语迁移也同样提出了异议，致使母语迁移研究陷入低谷。20世纪 80 年代，母语迁移问题再次进入语言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他们充分肯定母语迁移对第二语言研习的正面影响，并承认这一影响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进而从社会学、人类心理学以及语言学本身等多个角度深入探析母语迁移对外语学习的作用。 　　而今天的中国，学习和掌握外语的人数以亿计，几乎他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母语迁移问题。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母语迁移问题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国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人们相互交流的效果，最终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与一般的第二语言研习有相对固定的语言对象不同，“一带一路”所涉国家众多，所涉各国的语言甚至方言也必然不在少数，因此母语所影响的第二语言有着十分广泛的对象范围。有鉴于此，“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母语迁移问题探析就显得格外重要，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者们有必要对母语迁移问题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地探析，以全面配合国家的顶层战略设计。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母语迁移问题 　　母语迁移问题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语言学家们所认知的那样，与语言的对比分析系统及其产生的描述有密切的关联。语言的对比分析一般存在结构主义与语法转化两种模式，并衍生了相应的两种语言研究学派。他们在各自的研究范式内都提出了语言对比的标准。结构主义学派的对比标准主要针对语言的词汇、语法、语音等系统以及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系统。而语法转化学派则以人类语言的共性为出发点，探寻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表层途径以及该过程的评价体系。但无论哪种学派，都要面临一定的研究难题，其中一个共有的问题是：如何按照设定的标准来进行语言迁移的操作。该问题的解决涉及语言的对比描述、语言表现、语言结构等因素，解决得好坏程度放在今日则能决定“一带一路”所需语言工具质量优劣及其使用效果。 　　首先是语言的对比描述在研究实践中很难避免问题瓶颈，其关键性根源在于对描述的理想化，即将语言的全部或一部分视为既定所想，却忽视语言在应用中的变化及其特征。例如乔姆斯基的对比描述就具有比较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在他看来，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就是造就理想的会说话、会听话的人及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其抽象、概述的表达方式原本就顾不上与语言相关的使用环境，因而天生具有理想化色彩。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一带一路”背景下使用最普遍的汉语与英语的对比描述，不可能将地域变体作为常态化的考量对象。这种推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但并不绝对如此。例如在国内，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城市，如北京、上海、广东等，那里的人们就连说汉语都表现出极大的发音差异，他们在研习英语时也或多或少因母语发音的影响而发出不同的英语腔调。再例如国外，在“一带一路”的重要结点区域西亚北非，无论是英语还是阿拉伯语，其语言描述受到社会变体的影响显然要比“一带一路”所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要强烈。 　　其次是语言的表现反映了母语迁移的真实状态和结果。如前所述，母语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