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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逻辑大讨论的政治背景分析 　　1956 年中共中央出台“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鼎革以来倍感压抑的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希望，思想界活跃起来。五六十年代美学争论由是而起，美学热在80年代重又复活，做了文化热的先锋。历史似乎遗忘了另外一场争论：五六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 逻辑大讨论的国际背景 　　1956 年，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主张形式逻辑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本身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没有阶级性。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也发表了三篇探讨形式逻辑的文章，立场与周谷城相近。毛泽东读后，约了学界的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于中南海怀仁堂纵论逻辑，提出形式逻辑有其不可取代之作用。谈论逻辑蔚然一时风尚。逻辑争论为政治张目，逻辑学界的鼻祖金岳霖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同毛主席一共吃了四次饭。并领衔主编“形式逻辑”教材，该书后来迅速流行于神州大地。本来过了时的形式逻辑，因为政治力量的介入，一跃而成为主流、正宗。这一政治导向，让现代数理逻辑在中国胎死腹中。参与讨论的诸先生都力图在学术的层面上展开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学术价值是极低的，西方早已经在19世纪末，自弗雷格开始就已经跨越了这种争论。如果不是政治的原因，恐怕很难形成如此规模的讨论。 　　当时的背景是苏联学术界主张逻辑二重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并存;在形式逻辑内部，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并存，并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观念和国际逻辑学界主流观点是冲突的，在主流学界看来：一方面，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可以是一种好的或坏的哲学，但却绝对不是任何一种好的或坏的逻辑;另一方面，传统形式逻辑应该为当代数理逻辑所取代。学术争论清清楚楚，争论的动因却大有玄机。当时中苏关系已现争端。其潜流虽未进入纯粹思想领域，但以思想家自任的领袖自然不满足于苏联专家对逻辑的主导立场，于是他另辟蹊径提出逻辑讨论，把形式逻辑提到甚至比辩证逻辑还要高的位置。私心揣度，也许在当局看来，苏联搞辩证逻辑，英美帝国主义提倡数理逻辑，我们就重视形式逻辑，三分天下有其一。 　　其实，在这次著名的会见中，毛泽东的几句话已经点明了主题：“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搬照抄苏联的，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子。”“学术问题不能搞一花独放，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要反的是苏联一枝独秀，这场争论要编织在中苏关系以及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大历史叙述之中，方能获得理解。不过毛公所谓的百家争鸣很快就演变成了两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变成了香花和大毒草的对决，历史以自己的方式背书了这场逻辑争论。 　　康宏逵成为众矢之的 　　在美学论争中，高尔泰因发表《论美》被打成右派，令人扼腕的是，逻辑论争里头也有个像高尔泰一样的人，卷入逻辑争论的旋涡，因提倡数理逻辑，反对传统形式逻辑，而成为众矢之的。他执拗地坚持逻辑天才哥德尔的论断： 　　“数理逻辑不是别的，就是形式逻辑的准确和完备的表述。它有很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它是数学的一个部门，处理着类、关系、符号组合等等，而不是数、函数、几何图形等等。另一方面，它是先于一切科学的一门科学，包含着位于一切科学底层的观念和原理。”(哥德尔：《罗素的数理逻辑》) 　　他为这种坚持付出了代价，先被打成右派，后来又从体制出走。他就是被业界视为一流的逻辑学家，被外界称为奇人的康宏逵先生。 　　一场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展开的争论尚未停息。1961年8月15日，二十六岁的康宏逵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论概然推理》，一时间洛阳纸贵。因为这篇文章，金岳霖专门约请康宏逵吃了一顿饭，鼓励他好好干，并透露内幕说，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哲学所所长、以提倡形式逻辑著称的潘梓年看好这篇文章，特意首篇黑体大字刊出。知名逻辑学家胡世华约请他共同撰写《概率逻辑》;《文汇报》记者约他撰文，“随便写什么文章都行”，于是康宏逵的《形式逻辑的现代形式是数理逻辑》一文横空出世。该文登在1961 年 9 月 26 日的《文汇报》上，主张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传统形式逻辑过时了。 　　这个论点既反对了苏联的逻辑二重制，又反对了形式逻辑有作用的观念，一竿子打倒两船人。当时这些逻辑争论背后的政治较量岂是一介书生的康宏逵所能明了的?本来为了抵制苏联专家的一枝独秀，才有形式逻辑讨论，岂料斜刺里杀出一个不识时务的康宏逵釜底抽薪，认为形式逻辑过时了，数理逻辑可取而代之。路人皆知，金岳霖、沈有鼎、王宪均、康宏逵这些卓越的逻辑学家都秉承了国际数理逻辑主流(弗雷格、罗素、希尔伯特、哥德尔、塔尔斯基)传统。但形势比人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康宏逵说了大实话，捅破了天窗，为此受到了严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