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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前期慈善主导英国下层初等教育原因的分析 　　1800-1832年间，英国政府对初等教育采取“谁教育，谁受益”的“自由放任”的政策;1833-1869年间，政府对教育进行“有限度”干预政策;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前，初等教育机构主要是针对普通孩子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针对受雇儿童的主日学校;此外还有少量针对特殊儿童的贫民免费学校、感化学校和工业学校等。1851年英国首次全国教育普查显示，公立学校中，由宗教团体和捐赠支持的学校占89%;社会中上阶层儿童大多上私立学校;主日学校和特殊学校主要是慈善力量支持的。因此，以宗教为代表的慈善力量，主导了社会下层儿童的初等教育。至于其中原因，国内学术界成果较多，但缺少慈善视角的分析。本文希望从慈善事业繁荣的大背景、慈善填补政府初等教育职能真空和慈善发挥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等几个角度来分析。 　　一、19世纪中前期慈善事业繁荣的原因 　　19世纪中前期，英国慈善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慈善规模大。据托马斯·霍克斯利统计，1869伦敦有989个登记的慈善组织，慈善金额估计在530万磅左右，加上私人慈善等，估计超过560万磅。二是慈善管理逐渐科学化，如1869年全国性的慈善组织“伦敦慈善组织协会”成立。协会通过社会调查区分“值得救济”和“不值得救济”的人，注重培养“受救济者”的独立能力，协调不同慈善机构以及它们同济贫法当局的关系;到1873年已有35个地区委员会。该协会使得慈善管理逐渐专业化、高效化和现代化。三是慈善主体发生变化。传统慈善主体-土地贵族的慈善呈下降趋势，他们的慈善贡献与财富不成比例，他们慈善捐款约占收入的4%-7% 。19世纪初，中产阶级是慈善的边缘人群，到19世纪中期成为慈善的主力军。因此，到维多利亚中期(1850-1873，英国慈善迎来“黄金时代” 　　宗教是慈善繁荣的基本因素，但是呈相对下降趋势。《圣经》告诉人们应该做慈善，怎样做慈善，做慈善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到末日审判时，行善者升入天堂，作恶者进入地狱。该时期的福音主义认为，现存社会秩序是“神定的”，“富人就是富人，穷人就是穷人。上帝决定了他们现在的地位，他们都应该心存感激-富人对上帝，穷人对富有的捐助者，正如同对上帝一样。”福音主义者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包括救济穷人、废除奴隶、改善童工待遇、禁酒等，他们把慈善看成是传播福音的有力工具。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是福音主义代表人物，他积极推动工厂改革运动，创建和领导“伦敦贫民免费学校联盟”。他相信，“灵魂深处的我期望人类的福利”，应“盛赞英国人民在宗教和慈善方面的慷慨”他谴责为富不仁者，“最危险的阶层不是人民!最危险的是成千上万懒散的牧师和有钱不做善事的富人”。然而，到维多利亚中期，宗教影响已经下降了，但该时期慈善却达到“黄金时代”。至于下降的原因，一方面在前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宗教影响无处不在: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是“去魅性”的过程，它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宗教神秘的面纱。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政府不断扩张自身权力，侵蚀宗教干预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如1834年新济贫法、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等。 　　恐惧社会革命促进了19世纪前期慈善的繁荣，到19世纪中期该因素逐渐消失。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人权论》、“伦敦通讯社”、“汉普登俱乐部”等激进思想和组织，“卢德运动”、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带来的一系列骚乱及暴动，都让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非常担忧。一方面政府镇压骚乱和暴动;另一方面志愿组织发挥社会稳定“润滑剂”的作用，加大了慈善力度。例如1839年威尔士蒙茅斯郡发生宪章骚乱后，枢密院教育委员会派督察员调查该地教育状况;而慈善社团国民会也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努力。19世纪50年代后，由于工人阶级分享到工业革命和“世界工厂”带来的实惠，革命斗志削弱，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社会革命的恐惧也逐渐退却。 　　中产阶级积极投身于慈善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上述两点外，我们还必须从其本身来探讨。中产阶级在财富激增的同时，各种社会罪恶同步激增。1801年，1.1%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5%; 1848年，1.2%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35%;到1867年，2%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40%。在这些富人中，土地财富是相对萎缩的，传统贵族势力是相对下降的;因此，中产阶级掌握了巨额财富。到1867年，富人财富相对下降了，这与工人阶级分享了工业革命和“世界工厂”的财富有关。1841年，英国1/11的人领救济金;1845年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有超过4万人住在没有任何卫生措施的地下室里。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从此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做慈善是在“赎罪